不久前，中欧第二十四次峰会在北京举行。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中欧关系成为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这本是欧洲的机遇。一是大国都需要战略回旋空间，拥有战略主动权。二是欧洲最高战略利益是对内寻求一体化、对外追求战略自主。因此既要避免外部势力对自己内部事务的干涉，也要有外部支撑力量。正常来讲，战略竞争的中美都需要欧洲，欧洲是能够较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

但现实却是欧洲并没有从中美战略博弈中获益，相反却成为当今世界大国中战略利益严重受损的一方。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如今主要国家对欧洲的策略相当一致：都立足于“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所谓“做减法”是指旨在影响欧洲和对方的合作，“做加法”是指拉欧洲配合自己。美国主要是破坏了中欧投资协定，还通过炒作台湾问题意图让欧洲和中国主动脱钩，而不是致力于欧洲跟着自己走。美国遏制中国的三大体系：AUKUS、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五眼联盟，一个欧盟国家都没有。

而推动欧洲不完全跟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实现战略自主，则符合中国的立场。比如法国反对北约在日本设立办事处就是一例。中美之所以如此，则和欧洲当下的困境以及结构性问题有关。

从中国一方来讲，俄乌冲突爆发后，无法应对挑战的欧洲只能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战略自主受到重挫。在这种情况下要让欧洲和中国站在一起，难度很大。

从美国一方来讲，欧洲失去俄罗斯后，要想实现战略自主，中国是它唯一可以打的牌。另外由于美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小以及地理位置，欧洲承担了制裁和难民的主要成本。失去俄罗斯的能源、巨大的战争成本以及美国的作为，大大削弱了欧洲的经济竞争力。从经济角度看，欧洲对中国的需求也明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让欧洲完全站在自己一边，同样难以做到。

俄乌冲突只是表象，它是欧洲结构性问题的结果而不是欧洲今天困局的根源。这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欧洲已经丧失了地缘政治思维。比如俄乌冲突本质是俄美冲突，从地缘利益角度，欧洲应该利用俄美冲突谋取自己的利益。但结果却是欧洲承担主要代价，反而为最大受害者。

欧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坦率讲，这一现象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第二个结构性因素：欧盟在冷战后走向意识形态极端化，即价值观至上，衡量任何事的标准不再是国家利益和事实，而是都要问是否符合它的价值观。

举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例子。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在美国的反对下签订。但仅仅3个多月以后，英美加联合欧盟以人权为由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三十多年来欧盟第一次对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中国不得不进行反制裁。谁都看的出来，这是拜登政府破坏中欧投资协定的策略，而且认定打价值观牌欧洲无法拒绝，从而成功冻结了这一协定。

至于欧洲今天价值观至上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冷战的胜利使得欧盟没有外部威胁，意识形态成为软实力的主要工具。它既可以有效影响外部世界，也可以保持内部的稳定。特别是欧盟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凝聚力主要也是依靠价值观。

二是从文明的角度，欧洲发展演变的方式日益超前。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并不仅仅是价值观这一层面。比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大麻合法性、安乐死合法化、对难民的大规模接纳、对气候问题的高度重视都是如此。甚至欧盟这种设计都是这种超现实演变的结果。但不管什么原因，其后果日益难以承受。

第三个结构性因素则是欧盟的超现实设计。欧盟是由欧洲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其支柱一是经济利益，二是共同的价值观。包括民主、基督教。所以土耳其尽管是西方民主国家，但信奉伊斯兰教就无法入盟。

但是自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欧盟经济一直低迷，加入欧盟的经济收益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差异。意大利甚至长期是利益受损国。同时在难民问题上，许多国家产生了价值观层面的分歧。其后果之一是英国脱欧。现在一半以上的欧洲国家由极右执政或者参与执政，也是价值观难以维系的证明。再加上欧洲的文明基因就是分而不是合，主权国家概念也出现于欧洲，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仅就和中国的关系而言，各种力量博弈之下，往往是少数绑架多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特别是欧盟一致同意的运作规则，决定了欧盟无法行动。

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四个结构性因素则是外部力量的介入直接影响了欧盟的效能。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俄罗斯、美国、英国都不希望欧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联盟”。但大国也都有介入欧洲事务的手段。比如欧盟无法给东欧提供安全保障，东欧的安全依靠美国。匈牙利则亲俄罗斯，斯洛伐克也有亲俄传统，新当选的总理就职第二天就宣布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中国也曾借助希腊否决了欧盟针对中国的决议。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导致欧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特点，战略博弈的中美两国都对欧洲立足于“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这实际也是欧洲在中美战略博弈下的角色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