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的10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农业、科教、航空、环境治理等各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国际上越来越关注中国道路、中国发展故事：为什么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让上亿的农村人口脱贫？新冠疫情爆发后为什么中国能够迅速控制住疫情并成为第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于此同时，中国还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在国际治理方面不断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沿线100多个国家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并被写入了联合国多份协议和文件中。

然而，国际上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仍停留在西方话语主导的叙事中。特别是在民主和人权方面，仍固化在西方对民主的定义里，仅从多党制、一人一票的竞选制来判断一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这一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已无法解释当今国际格局的演变，更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5月31日下午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就这一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智库建设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智库在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5年成立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是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也是国内首家以“中国”命名的研究院，对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进行原创性理论研究正是该研究院的重要使命之一。

而以“思考中国三部曲”系列（《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以及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作者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中西模式展开“世纪之辩”而蜚声海内外的张维为院长，更是一直活跃在解构西方话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第一线。

本刊“中国这十年”专栏第一期特别专访张维为教授，向读者呈现中国智库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方面的努力和成果。

《今日中国》：作为国家级高端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自成立以来主要致力于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在新型智库建设方面有哪些成绩？

张维为：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别注重研究中国崛起的原因和规律。我们聚焦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原创性研究和跨国比较研究。我们是一个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的研究、咨政、传播、培训和公共外交为一体的国家高端智库。

我记得2015年《纽约时报》记者曾采访我，问“为什么中国话语如此重要？”我说，“话语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快速变化的大国。中国崛起具有全球意义，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和疑虑。在我看来，中国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和疑虑，对自己的人民，对整个世界清晰而自信地解释和表述自己。这就不仅在内容上，也在形式上，对新的中国话语提出了要求。” 她又问我：“拿什么来建立这种话语呢？”我说，就中国而言，为建立这种新话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业已成熟。对这种话语，已经产生了明确且不断增长的需求。中国崛起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中国已经不能回避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任何疑问。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希望更好地理解，中国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未来将会做什么。用经济学的表述来说，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今日中国》：您曾说过，“讲好中国政治故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地解构西方话语，特别是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并确立我们自己对中国的政治叙述。”在这方面，您做了哪些努力？能否举例说明效果如何？

张维为：西方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两个传统，一个叫Sinology（汉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古代哲学等的研究，代表人物包括早期的利玛窦到后来的李约瑟。冷战开始后，美国开始了苏联研究和中国研究（China Study or China Studies），这些研究脱胎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色彩很重，基于西方中心论，由西方话语主导，对新中国的解读往往充满偏见，导致过去数十年西方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几乎都是错的。但如今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事的影响仍旧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时，要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并推动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谈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大量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与上海东方卫视合作，自2019年1月起推出了大型思想性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和话语，力求把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

这档节目迄今已连续播出三年半了，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而且在海外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国内，仅以年轻人喜欢的B站为例，至2022年5月11日，《这就是中国》播放量达7029万，108.5万订阅，89万点赞。同一时间段内，在海外平台《这就是中国》已上线正片140期，短视频2346条，覆盖了196个国家和地区，总观看次数超过6806万次，总观看时长超2199万小时，总点赞数超111.6万次，总分享数超52万次，总评论数超16万条，90%以上的评论是积极的。《这就是中国》也许是中国广播电视史上播出期数最多、收视率与影响力最高、对青年人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性政论节目，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在国际上传播最广的华语思想性政论节目。

不久前，我看到欧洲的一个当代中国研究机构网站刊文说：2019年《这就是中国》上线，每次张维为主讲一个话题，嘉宾发表观点，更多的时间是圆桌讨论。观众主要是青年，他们可以向演讲者提各种问题。人们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这个节目，有的配有英文字幕。这篇文章称张维为、李世默等求学于欧美，娴熟掌握中文和英文，在和西方学者的辩论中，他们获得西方媒体的关注。他们又横跨中西网络空间，他们“正在积极重塑世界对西方的认知”，他们的观点不仅吸引了中国的都市青年，而且“吸引对西方日益失望的全球受众”。

我们确实希望“重塑世界对西方的认知”，也就是我经常讲的，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要确立中国话语对中国、对西方、对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现在世界范围内对西方模式感到失望的人越来越多，这是西方制度各种弊病造成的，我们把中国作为一种标准，一种参照，进行全方位的国际比较，对很多外国人也有启发和帮助。

《今日中国》：您曾说过：中国需要建构全面、透彻、有力和国际的话语。您觉得中国研究院的成立是一个标志，“中国学界为西方学术和西方话语当‘传声筒’、‘打工仔’的‘时代’即将终结”。能否具体举例说明中国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研究院和您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绩？

张维为：我们提倡做真学问，对中国的研究也好，对世界的研究也好，最终要体现在能否对中国和世界发生的事情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预测。这也是我们中央政府对国家高端智库的要求。我们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这些年对许多重大的国内外事件，都做出了比较准确的预测。早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不久，我就预测“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是全世界最早做出这个预测的，现在“阿拉伯之冬”这个概念已经在国际上广泛使用。同样，我在2011年就预测，美国比中国更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美国会选出比小布什还要差的总统。我当时还指出美国低智商的民粹主义最终可能毁掉美国的未来。

同样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西方媒体都说这将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我说不可能，这更可能是西方的“切尔诺贝利”。至今年5月初，美国累计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1百万。《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本以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成了西方的滑铁卢。

《今日中国》：我们都知道您个人经常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和辩论，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可以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尤其是一些声音认为“中国是专制国家，没有民主”，您是如何应对的？

张维为：我们首先要承认，目前民主话语方面还是西方话语在主导，尽管这个话语已经漏洞百出。如果你问西方人什么是民主，他们一般会说多党制、普选制。除此之外，西方话语还创造了一个“民主还是专制”的神话，学术上叫“范式”，这个范式中的民主是由西方定义的，只要你的制度跟西方不一样，你就是专制。在这个范式中，民主代表繁荣、富强、自由，专制代表封闭、愚昧、落后。

但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民主还是专制”这个话语范式早就落后于这个时代了；这个范式已经变成了西方颠覆其他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我记得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骚乱时，一条传播很广的推文瞬间传遍全世界：“如果美国看到美国国会山发生的骚乱；美国会入侵美国，将美国从美国的暴政中解救出来”。

我自己很早就提出，如果说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简化为两大类的话，那么更加客观的、更加中性的范式应该是“良政还是劣政”。当然真实的世界非常复杂，实际上很多国家处在两者之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推论，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政治模式，西方有一部分国家治理得还可以，有很多国家则治理得很糟糕。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中国就属于这一类。虽然我们有不少问题，但总体治理水平明显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政治模式，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良政还是劣政”这个范式，对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范式是一个颠覆。实际上，如今国际上不少知名人士也开始接受、认同这个观点了。

那么，这一切与民主又是什么关系？我说良政本质上就是“实质民主”，也就是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这才是最重要的。整个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里，总体上就是沿着这个思路一路探索过来的，也就是从实质民主，从民主的目标出发，不断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民主形式。现在证明这条路走对了，而且越走越宽广。相反，西方把民主简单地界定形式民主，所谓多党制加普选制，结果这个路越走越窄，造成西方今天的很多危机和“黑天鹅”现象。

《今日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就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很多中国方案，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精准扶贫的经验等等。您怎么看这些中国方案背后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实践？您如何评价这些方案的国际影响和意义？

张维为：中国提出的许多方案背后都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中国自己国内的成功实践。比方说，中国政治文化有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的传统。也就是说政府所做的工作，经济改革也好，社会政策也好，政治发展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今天我们的发展理念是以“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成功执行了“精准扶贫”政策，在中国大地上完全消除了极端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7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这对全球治理的启迪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一个国家一定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全力解决百姓最为关切的问题。我自己实地走访过70多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几乎都是贫困问题。同样，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基于中国国内的成功经验。中国人说，“要致富，先修路”，路通可以带来人流、物流，思想流，带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和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和移动通讯网，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电力全覆盖。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面积和复杂多样的地理状况，这种成就实属不易。发展中国家今天都面临严重的基础设施赤字，所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很快就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响应，这有效地弥补了当今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很大缺陷，即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忽视。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民本主义”理念的延伸，它也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中的某种偏见，即公民政治权利高于经济和社会权利。

同样，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背后也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理念，中国人讲“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国人十分重视判断自己所处的时代大势，然后顺势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人对自己今天所处时代发展大势的一种整体判断。从这样的判断出发，我们提出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与“合作共赢”的方法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突出。相比之下，西方对时代的定位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结果导致贫富差距徒增、金融危机爆发，各种动乱冲突不断，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

《今日中国》：过去十年中，中国各领域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包括全面消除贫困，5G、人工智能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迅速发展，这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治国理政的实践产生了兴趣。于此同时，这也让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越来越警惕，并出于战略恐惧，对中国不断抹黑，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您怎么看国际社会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同态度？

张维为：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无意向外推销自己的模式。中国文化与西方不一样，中国从来没有传教士的传统，中国过去照搬他国经验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不断取得成功，我们做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做不到的事，其它国家往往就会主动地向我们学习，这种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中国模式无疑给世界许多国家带来了启迪。中国模式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各国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探索发展道路，切忌盲目照搬他国的模式。中国模式中的许多理念和做法，如实事求是、民本主义、渐进改革、先试验后推广、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等等，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成功有一种恐惧，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推动颜色革命，推动民主原教旨主义模式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模式，结果是非常失败的。他们担心中国模式的成功会引领世界范围内政治话语范式的变化：从西方主导的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范式转向我称之为“良政还是劣政”的范式。美国现在很不自信，不仅担心自己硬实力的下降，也恐惧自己软实力的下降。相比之下，中国人胸襟要开放得多。 其实，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是中国人民为整个人类做出的贡献。今天这个世界面临许多挑战，如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战胜金融危机、控制疫情泛滥、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等，西方的智慧不够用了，需要东方的智慧。

（来源：今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