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面临哪些暴政？国家是保护性的力量还是压迫性力量？权力集中好还是分散好？你更希望强大的政府还是强大的市场、社会or法律？平等和自由能兼得吗？社会主义话语与自由主义话语，你信哪个？……
一连串发问，以及随之而来的启示与思辨，在团课伊始便给在座的同学们造成了心灵和智识上的双重冲击。
这就是我院范勇鹏教授应复旦大学校团委之邀，于2017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前为复旦大学团干部、计算机系团员和核物理系团员做的三次团课演讲中的场景。
在讨论和激辩中，同学们虽不够专业却仍然透着可贵探索精神的回答，让范老师深感，大家可能对诸如民主、法治、自由、产权、进步等核心概念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区，而这便直接导致了同学们在一个核心命题上存在的困惑——作为青年人，究竟该怎样正确认识国家——而这也正是范老师团课的主题之所在。
在简要回顾、点评了同学们众说纷纭的答案后，范老师娓娓道来：中国人的很多困惑和痛苦，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一种精神上的分裂。人需要一套感觉舒适的意识，它能对人们生活的世界做出一以贯之的解释。但是像安装了双系统的手机一样，中国人头脑中往往也存在着两套相互冲突的系统——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系统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这套系统是靠着一套充斥于影视、新闻、舆论场的自由主义话语来传播，它们包括但不限于：
“人权高于主权”；
“政府是必要的恶”、“把公权力关进笼子”；
“分权比集权好”；
肖伯纳有关“一个人如果三十岁之前不相信社会主义，他就没有良心；如果一个人过了三十岁还相信社会主义，他就没有大脑”的“著名论断”；
约翰逊有关“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的名言；
里根有关“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警句；
要role of law，不要role by law；
“国进民退”；
治理理论中时髦的“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学说；
宪政理论中的有限政府、三权分立、竞争选举、多党竞争、公民社会、NGO、多元主义、契约精神、贵族精神、世界公民等热门关键词……
凡此种种，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其实，对政治学者而言，这些时髦的话语背后所体现的是一系列价值假定与预判，譬如：正义先于善（和民主什么关系？）、个人先于群体（共同体的位置何在？）、程序正义、少数的权利、法治和产权、反对政府干预（赞美国家的对立物——市场、社会、法律、民权、公民社会、NGO）、竞争性选举、多元主义等。而更进一步分析，上述价值判断背后最最核心、关键的个人主义哲学——正是它支撑了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
这个核心体系对整个西方社会的作用是方方面面的，也包括本应成为其外在批判者、审视者的学术界。以政治学为例，西方主流政治学主张把国家变成“政治系统”，体现在政体至上观（切片式观察）、孤立系统观（理想状态）等特色。而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学则倾向把国家变成“黑箱”（台球桌），同时运用理性行为观将国家一律假设为“理性行为体”加以分析。然而，这种学术倾向也产生一定副作用：国家是比较政治学的终点，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的起点，可西方主流政治学内部这两者之间的隔绝，导致了两个学科都陷于无效。
说道这里，范老师话锋一转，给在场的同学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请问这位穿黄衣服的男同学，你觉得，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为什么要玩命地去国家化呢？”这位男生一时的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引来笑声。范老师鼓励他勇敢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将话题进一步引向深入：这背后的关键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这个意识形态体系中，自由=反对干预，既反对干预国内市场，又反对干预国际贸易。范老师援引历史，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向同学们表明了历史上资本是如何靠国家而起家的，以及起家之后又是如何表演“上房抽梯”的戏码，并通过话语建构出资本对抗国家、实现民主革命的谎言。
进一步追问：这里似乎产生了某种矛盾：既然资本靠绑架国家而发达，那它又为何要反对国家呢？原因有三：第一，资本只反对你的国家，从不反对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国家。其次，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使其更加希望挣破国家对它的限制。第三，资本内部不是铁板一块，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不同，工业资本更需要国家的保护，金融资本更需要跨国流动的自由。
那么，历史上资本与国家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资本最终俘获国家并使之处于有限状态。在他们的系统里，宪政是资本控制国家的起点，自由民主是资本控制国家的制度设计，法治是资本控制国家的工具，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资本控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毫不夸张的说，自由主义话语的每一个关键词背后都有资本统治的影子。
资本的统治比国家的统治更隐蔽、更难反抗。
在结束上半场有关自由主义话语的介绍及其解构后，范老师在下半场的讲座中向同学们介绍、建构中国的国家观与国家模式。
首先，他指出，历史上，只有中国建立了天下为公的政治传统，在中国之外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私有国家，而它们在进入现代的过程中都成为资本俘获国家的最好土壤。历史地看，中国古代国家就存在极强的公共性，以其平等性、开放性、客观性、民事性、精英性、世俗性等理性特征而著称于世。在古典中国政治话语中，有关“公私之辩”以及士农工商社会角色的思考启发了我们的先民，同时也铸造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独特而富有韧性的中华文明。中国是这样一个文明，她在以下方面都是唯一的：在广阔地理空间中维持了长时期、大规模秩序和福利；最早建立起平等身份和公共性制度；不靠神的宗教而维系；不靠区别敌我来建立认同；能经得起长达百年自我批判；一次次从危亡中浴火重生；不靠殖民、侵略、战争和国际剥削而实现现代化；沉沦几百年又重返世界之巅；不屈服于世界资本主义淫威，保留了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最后火种，蕴含着人类民主和解放的最终可能……对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自信、自豪，同时也不避讳中国的缺陷，因为中国的伟大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和挑战。
在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中，上演了一场资本和人民的“拉锯战”，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进行着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博弈。
博弈的胜出者是中国共产党。或者更确切地讲，真正的胜出者是历史和人民——正是他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在1949年缔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有着鲜明的政治特性，那就是将中国古代传统的公共性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民性有机结合，从而创造出真正的民主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新中国历经70年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奋斗，终于将一个百年屈辱、几尽亡国的贫弱之邦打造成经济规模世界第二、政治、社会、军事协调发展蒸蒸日上的崛起大国。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在当下西方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都处于一种普遍的绝望状态中。自由主义话语崩溃已经带来观念的无政府状态，既酝酿腐朽，也酝酿神奇。在这个历史转变的关头，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节制资本的视角开始逐渐凸显其全球性的普世价值。
那么，未来的世界会怎么变化呢？“旧世界、新主人”还是“新世界”？在范老师看来，中国使命重大，不仅要崛起，而且还要正义。中国要成为抵制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大毁灭的中流砥柱。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中国青年有何使命？在物质欲望主导的小时代，中国有志青年又当如何选择？范老师建议复旦的同学们，不要去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是在自由主义意义上用这个词），而要承担起名校学子的社会责任，保有重建家国的情怀和世界关怀。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中，涌现过一大批像班超、张骞这样有胆略、有智慧的仁人志士。中国古有士人传统，士不可不宏毅。用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当代大学生，作为复旦学子，我们的最高理想又应该是什么呢？范老师最后引述马克思的名言将讲座推向高潮：“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场同学们报以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采编：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