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武

作者系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新清史”的核心问题是怎么看待清朝与中国的关系。究竟是把清朝界定为一个外来的征服者，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新清史”的立场是，把清朝视为草原游牧民族，强调清朝对草原游牧民族历史传统的继承，也就是辽、金和元以来的“征服王朝”的传统，中原地区和蒙古、新疆、西藏一样，只是这些游牧民族征服的区域之一。清朝皇帝既是中原地区的皇帝，也是蒙古、新疆的可汗和西藏的保护者，清朝皇帝的这些身份之间没有等级，中原地区的皇帝这个身份并不能覆盖蒙古和新疆的可汗、西藏的保护者这些身份。因此，清朝对蒙古、新疆、西藏的征服，并不能成为中国对这些地区拥有主权的历史证据。这些地区是清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新清史”的这个论述直接挑战了中国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立场。

因此，如何看待中国边疆，如何研究中国边疆，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对《南望：辽前期政治史》(1)与《隋唐帝国形成史论》(2)两书的讨论为基础，尝试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一、征服王朝与汉化

今天新清史中流行的“征服王朝论”是魏特夫（Karl A.Wittfogel）和冯家昇在其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1–1125）》一书中最先提出的，之后逐渐传入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领域，近些年来在我国更是大肆流行，如今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研究辽金元清历史的流行范式和概念，甚至可以将其视为这一领域的主流。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今天关于“征服王朝”的争论更多发生在清史研究领域，但其起源却和辽朝的历史研究相关。魏特夫与冯家昇认为，以往学界忽视了异族王朝的非汉族特征，过分强调征服王朝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汉化，如果能够从辽朝历史着手，证明魏特夫与冯家昇的这种论断并不成立，则整个“征服王朝论”的地基都会动摇。辽朝前期政治动荡，从太祖耶律阿保机死后，几乎每次皇位继承都伴随着政治斗争，其中甚至出现过辽世宗在政变中被谋杀的情况。传统上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都是以汉化和草原本位两种不同发展路线的摇摆和斗争为由。其中，辽太宗耶律德光一直被视为保守派代表，他和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也即太子耶律倍之间的皇权斗争也被解释为，耶律倍倾向于汉化，主张逐步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而耶律德光则主张继续坚持草原本位政策，继续实行奴隶制，“辽太祖建国前后，俘虏了大批汉人，并占领了封建制的汉地。……契丹贵族中由此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皇子耶律倍向往汉族的封建文明，辽太祖的次子耶律德光则主张实行契丹的奴隶制统治”。(3)而林鹄在《南望：辽前期政治史》一书中对这种看法进行了详尽的反驳，认为辽国内部并不存在一个坚持所谓草原本位的保守派政治集团，围绕皇权进行的斗争只是权力斗争，并不代表着发展路线的斗争。尤其是耶律德光本人，更是汉化的积极推动者，他生前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也就是攻破后晋，俘虏晋出帝之后北归，并不是因为他的草原本位思想，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从耶律德光在临走前的政治和军事布局来看，都是以长期占领为目标，只是因为他在北归途中突然病逝，壮志未酬而已，并不是因为他对征服和占领中原地区没有兴趣。

自宋代以来，传统看法一致认为，契丹入住中原之后，各地义军蜂起，德光仓皇退走，当时辽朝完全不具备长久统治中原的可能性。本书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辽太宗离开汴梁，是既定策略，其时契丹对中原的控制相当稳固。契丹在中原统治的崩溃，真正的触发因素是太宗暴卒、世宗称帝所导致的契丹内乱，刘知远的后汉坐享其成，捡了个大便宜。若非德光意外染疾身故，辽朝很有可能像日后的金朝那样长期控制中原，因为当时辽朝甚至连南宋这样的对手都不存在。换言之，中国历史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写。(4)

《南望》一书不仅认为耶律德光并不存在反对汉化的倾向，并且他的父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实际上是契丹汉化的开创者。阿保机从称帝立国开始，其目标就是入主中原，而阿保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措施，都是在为此做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辽太宗和耶律倍之间只有权力之争，而不存在争夺中原地区与坚守草原的路线之争，耶律德光不仅延续了太祖时期的南下政策，而且付诸实施，并且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在耶律德光死后，相继继位的世宗和穆宗，也同样是汉化政策的积极执行者。不仅世宗仿照汉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建立了枢密院与政事省等机构，即便是传统上被认为最为典型的草原本位主义者穆宗，实际上也完全不存在这个倾向，而是一直在积极执行汉化政策，无论是继续加强中央集权，还是延续此前的契丹部族农业化等趋势，都可以说明这一点。穆宗草原本位说的两大证据“汉地还汉”和“睡王”二说均不能成立，该书并大胆推测，穆宗患有性无能，长期无法生育，导致他晚年酗酒、不理政事，残杀近臣，都是这种隐疾长期折磨导致他心理扭曲的结果，并非出于草原本位。(5)

尤其是史籍记载穆宗曾经说过“汉地还汉”的话，一直被视为穆宗是草原本位主义者的铁证之一。而据林鹄的考订，这一说法很可能只是当时汉地士人向壁虚构出来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之所以穆宗时期对中原地区后周和北宋的政策相对保守，完全是因为后周世宗柴荣在高平之战中击败契丹和北汉联军，改变了此前中原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使穆宗对柴荣和中原的态度变得更加谨慎，不敢轻易大举进攻。而史籍中穆宗说出“汉地还汉”的话，是在柴荣突袭幽州时说的，但并不成立。虽然周世宗确实突袭成功，兵不血刃就夺取了关南之地三州十七县，但这是由于后周的军事行动非常隐蔽，周世宗本人亲征，当时连后周大臣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而在得到周世宗亲征的消息后，穆宗的反应非常积极，马上调整了幽州地区的军政部署，并联络北汉出兵。在柴荣夺取关南三州，准备大举进攻幽州时，后周的文武官员都不支持，加之柴荣病重，就此作罢，说明当时的后周文武官员认为后周并不具备击败契丹、夺回幽州的实力。而更直接的反驳则是，如果说穆宗坚持草原本位，南下的原因像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所说，只是为了掳掠并迫使中原王朝同意订立协约，(6)那么在柴荣继位之后，多次遣使契丹，提出议和时，穆宗为什么没有答应？ (7)

《南望》的结论部分对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对游牧民族的草原本位主义的伸张和对汉化的批判都做了相当精到的回应：

本书对辽朝前期历史的钩沉索隐，也给重新思考汉化命题在中国历史上异族政权研究中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案例。诚然，辽朝皇帝的选择并非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共同选择。但这至少表明，异族精英并非天然地排斥汉化。汉化与否，是以往非汉族王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艰难抉择，也是决定王朝走向及命运的政治决策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西方学界对辽、金、元、清诸朝研究中汉化思路的激烈批判，有失偏颇。

西方学者指责汉人文献总是将异族描绘为一心向化，从而掩盖其对本族文化的坚持及对汉化的排斥。这一新潮流固然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认识，但其植根于现代相对主义立场的主张，及教条且意识形态化的学术风格，对于认识复杂的古人世界，其弊端不可小视。(8)

作者同时认为，“学界以往未能认清辽朝前期历史发展的主线是汉化，乃至征服王朝论及二元说的提出，主要是受到了中原文献的误导”。前面已经提到的“汉地还汉”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虽然史籍上有明确记载，但和契丹文献相互对照，再分析当时后周和辽的军事形势，以及穆宗在当时所做出的一系列布置，就知道他绝对不可能说出“汉地还汉”这样的话，否则， 为什么不连同幽州都一起交还呢？难道除了关南之地，幽州其他州县不是汉地吗？而从契丹文献提供的资料看，也并没有提供西方学者想象的那种基于契丹本位而反对汉化的视角。相反，“辽朝前期的契丹君主不是比以往学界所以为的更排斥，而是更拥护汉化。所谓契丹本位与汉化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现代人的建构”。(9)在建构说流行的今天，学术界许多人动辄就认为，不仅中华民族是建构出来的，汉族、中国也都是建构出来的，《南望》的这个结论，无异于是对建构说的一次建构说式的反驳，而且，史料更为丰富和翔实，结论也就更加可靠。

不仅辽朝如此，金朝、元朝和清朝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元朝稍微例外一些，而金朝和清朝从立国开始，目标就是南下夺取中原，并不存在草原本位的思想。

金朝在兴起之后，目标就是消灭和取代辽朝，而当金朝发现北宋也可以战而胜之的时候，很快就南下中原，进攻北宋了。对于耶律大石西逃建立的西辽，金朝并没有穷追不舍。即便是在攻灭北宋之后，金朝内部在扶植刘豫的伪齐政权和建立直接统治之间一度出现过犹豫，但在最后下决心废黜刘豫，和南宋的协议也被撕破之后，金朝就开始完全汉化，再没有出现过犹豫和摇摆。并且，金朝在迁都到燕京后，就将自己视为中原正统王朝，而将偏安一隅的南宋视为“南蛮”，在政治制度上也直接模仿宋朝，和初期模仿辽朝的政治制度相比，这当然是汉化程度更深的表现。海陵王完颜亮时期，金朝的汉化达到高潮，甚至要彻底消灭南宋，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权，完全是把自己视为中原的正统王朝。虽然海陵王死后金国没有继续大举进犯南宋， 但金朝也没有继续向草原扩张，更不存在所谓的草原本位主义意识。

和金朝一样，清朝从努尔哈赤登基称帝、建立后金开始，目标就是进入中原。在松锦之战后，即便后金已将明朝在东北的军事势力逐出东北地区，辽东辽西都已经完全被后金纳入实际控制范围的情况下，其最主要的目标仍然是继续进攻明朝，而不是向草原扩张。即使后金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也征服了蒙古大部，但这更多是为了解除其后顾之忧，和进攻朝鲜的性质类似。同时，通过征服蒙古，清朝也从蒙古获得了更多的骑兵，更加有利于提升其军事实力，增强对明朝的进攻能力。也就是说，清朝征服蒙古的目的并不是控制草原，而是服务于其进攻明朝的总目标。因此，当明朝灭亡、吴三桂请兵的时候，清朝没怎么犹豫，就同意出兵了。

相较之下，清朝对控制草原地区远不如对中原的兴趣大。一直到康熙平定三藩之前，清朝对准噶尔的态度都是以羁縻为主，军事上采取防御态势，与传统中原王朝的手段相同，只要准噶尔不主动进攻清朝近边地区，清朝就以安抚为主。全国基本平定之后，准噶尔主动进攻青海和西藏，迫使清朝不得不把彻底解决准噶尔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即便如此，清朝也并没有全力进攻。直到准噶尔发生内乱，出现了比较好的机会，清朝才大举进攻，彻底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换言之，在草原与中原之间，清朝的态度非常明确，始终把完全控制中原并保持稳定放在第一位，消灭准噶尔也服从于这个总目标。出于同样的理由，当晚清时期遭遇外敌入侵、边疆地区出现严重危机时，清朝始终把控制中原地区放在优先地位，甚至一度在是否驱逐阿古柏、夺回新疆的问题上出现过争议。

元朝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与辽、金和清都不相同。蒙古在初期，确实以统一草原为首要目标，并且在消灭南宋之前就先发动了西征。但蒙古帝国自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的皇位争夺战中胜出之后，实际上就已经分裂了。可以说，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更倾向于汉化，而留在草原的其他蒙古宗王和汗国则留在了草原。但这是否说明，如果阿里不哥胜出，蒙古就会放弃南下消灭南宋的目标，只是满足于在草原上驰骋呢？当然不是。如果阿里不哥胜出，蒙古仍然会继续坚持南下政策，把统一中原地区当作优先目标。这是因为无论是对忽必烈还是对阿里不哥而言，比起草原，中原地区的吸引力显然都要大得多。而在蒙古帝国分裂之后，元朝皇帝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蒙古帝国的大汗，但实际上能够有效控制的地区仅仅是中国内地以及蒙古东部地区，对所谓的亚欧大陆的枢纽地带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彻底控制并将其视为根本之地的意图。相反， 对于蒙古西部及中亚的草原地区，元朝更多是和清朝一样保持防御姿态，并不愿意过多为征服和占领这些地区消耗内地的资源。而且，在统一全国之后，元朝也把自己视为中原正统王朝，总体而言，并没有完全以征服者和侵略者自居，在治理上也延续和发展了中国此前的各种传统。

总之，北方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也许还会在南下和草原本位之间有所犹豫，但一旦成功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统治，保证中原地区统治的稳固都会迅速成为其政权的首要目标，在遭遇重大危机时，他们的选择也并不是回到其发源之地。辽朝在面临金朝的进攻时，一退再退，都是一路向南，向中原地区靠近，并没有选择回到草原，把中原地区让出。耶律大石西逃也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并且背景是金朝已经基本控制了原辽控地区，已经别无他选。金朝在面对同样来自东北方向的蒙古的威胁时，同样只是一路向南退避，没有回到草原。清朝也是如此，面对中原蜂起的叛乱时，虽然康熙朝曾有过退回东北发源之地的提议，但最终仍然选择留在中原，继续抵抗。虽然看上去蒙古是个例外，成为唯一从中原地区全身而退的北方游牧民族，但这只是在元末明兴时的具体政治和军事背景之下的选择，元顺帝逃回草原并不是要彻底放弃中原地区，而是打算回到草原重整旗鼓，再打回中原，只是因为形势变化太甚，蒙古再未得到这样的机会。而且，在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古人中，跟随元顺帝退回草原的蒙古人也并不是绝大多数，元朝派驻各地的更多的蒙古人，在元亡后都或者投降明军，或者与当地汉族逐渐融合。也就是说，蒙古的所谓全身而退只是还没来得及汉化的败退。所以，《南望》之所以名为“南望”，意思是“站在草原望北京”，辽朝从立国开始，就一直在等待南下征服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一个普遍性王朝。

二、“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

在大多数时间里，中原王朝除了在特殊时期有特殊需要之外，都极少强调对手的民族属性。明朝在反元时曾经有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这更多只是为了进行政治动员而采取的策略性修辞。在元顺帝逃回草原之后，明朝在对元朝的叙述中，只是把元朝当成一个普通的中原王朝对待，没有过多强调元朝的特殊性，尤其是民族身份带来的特殊性。比如在《即位告天文》中，朱元璋对元朝的认识虽然强调元朝的民族身份，但同样承认元朝取代宋朝是天命所归：“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这里并没有流露出对异族入主中原特别强烈的排斥，而是视作传统政治观中正常的天命转移。之后，《太祖实录》中还多次记载了朱元璋对元朝的评价，虽然承认“元虽夷狄”，但更强调的是元朝入主中国百年之间，“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侧重点是强调元朝的历史贡献，同样没有因为元朝是夷狄，就排斥其历史正统地位。

当然，这种比较强调辽金元三朝的正统地位，而对其民族特性重视不足的历史观有其自身问题，原因在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同样是朱元璋，还认为“元政失之于宽”，这就是很大的误会。“宽”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评价，在此背后，是元朝统治和治理实际上无法做到精细化，在这种“宽”的表象之下，是元朝统治能力低下，又拒绝深度汉化，拒绝吸纳更多的汉族士大夫提升其治理能力。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和法律问题上，“宽”到让当时的中国社会秩序处于一定程度的混乱状态。也恰是于此处，显示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元朝对社会秩序的要求与传统汉人王朝的差异。相比之下，对一定范围内社会秩序混乱的状态， 因符合游牧民族的习性，元朝表现得更为适应，而传统的汉人王朝则对社会秩序的混乱表现得更为敏感，把社会稳定放在施政的首要目标，希望一切都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征服王朝论与新清史学派过分夸大辽金元清的民族身份及其文化特点，同样不妥。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虚构的所谓草原本位主义之外，有些其他认识实际上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比如新清史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柯娇燕认为，清朝君主的普世皇权观念与传统中原不同，儒家的普世皇权理念追求天下一道德、同风俗，而清朝皇帝则允许臣服的不同族群保留各自的文化。针对不同的被统治人群，清帝会以不同的统治者形象出现。面对汉人，清帝将自身打扮成传统的中原皇帝， 但面对内亚族群时，他又成为草原上的大汗。也就是说，清朝所刻意追求的是一个多民族和平共处、多元文化并存的复杂帝国。因此，清朝及其他异族王朝与中原汉人王朝有着本质的区别。(10)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其本身存在很大的误解。

首先，允许臣服的不同族群保留各自的文化，并非清朝独有的特色，恰恰相反，从汉朝时期就已如此。对于臣服于自己的其他民族，中原王朝普遍采取“一国两制”乃至“一国多制” 的办法，也就是“因其俗而治”，允许他们保留自身的文化。不仅是文化，实际上也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如果没有特殊必要，都尽量保留旧俗。无论是在对待内附的匈奴，还是西南各少数民族，实际上都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并没有要求他们变成和内地汉人一样的编户齐民。只有在一些边疆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化管理和屯垦之后，当地民众已经适应并习惯了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之后，才会将这些地区从边郡变为普通郡县，设官置守。即使唐太宗时期大量设置刺史、都督等内地官职，也是让各个部族首领世袭，并不是流官，完全是因其俗而治。而这种做法的目的毫无例外都是为了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建立和巩固防线。

其次，虽然儒家传统政治理念中确实要求一道德、齐风俗，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皇帝并不完全按照这个理念行动，而是要充分考虑当时面临的具体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因为中原王朝的皇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目标始终是保持稳定，避免其威胁到核心区的正常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而并不以从这些地区抽取赋税、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所以，只要这些地区和邻近地区的汉人相安无事，互不侵犯，一般中原王朝并不积极主动地寻求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有效控制，而宁愿选择委托式统治，让当地的部族首领继续治理，皇帝和朝廷则只是统而不治。再次，虽然清朝皇帝确实如柯娇燕所说，在面对内地汉人时是皇帝，在面对游牧民族时是大汗，但这一现象同样不为清朝所独有，此前中原王朝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击破突厥以后，中亚的游牧民族部落就共同上书，尊称其为“天可汗”。也就是说，比清朝早一千年时，唐太宗就已经同时兼具汉人的皇帝和游牧民族的可汗这两种身份。因为彼时的唐朝和清朝一样，都是多民族的帝国，内部存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习俗，所以要区别治理，当然也就会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来选择不同的身份面对。实际上，在更早些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刘渊在起兵反晋时，就自称大单于，同时称皇帝。这是因为，起兵时所依赖的是他的匈奴部族，而他的目标是要重建汉朝正统，统一全国，而当皇帝就是为统治汉人做准备。同样，在刘渊集团内部，也存在基于匈奴传统和基于汉朝传统的两套政治体系，是为了统治不同的民众。而且，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刘渊的这种做法并不是特例，是相当普遍的存在。(11) 更不用说元朝，元朝皇帝至少名义上都既是中原皇帝同时又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哪怕蒙古帝国已经四分五裂，也是名义上的蒙古各部的宗主。

无论辽、金、元还是清，在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起稳固统治之后，都将中原农耕地区视为根本，对其他周边地区的控制，一般都是首先为了保障对农耕地区统治的安全和稳定。哪怕是汉化程度最低的元朝，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例外。原因在于，相比之下，毕竟统一农耕地区难度要更低一些，只要保持秩序即可，而收益却很高，也很稳定。对统治集团来说，孰轻孰重，并不难选。汉人王朝始终是在优先考虑保证农耕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对周边地区的统治和管理都服从于这个总目标，无论是和亲、纳贡、征伐，目标都是一样。对手强，自己弱，就姿态放低，和亲、纳贡；对手弱、自己强，就开疆拓土，先发制人，消灭潜在的威胁。这一点恰恰是非常中国的。无论辽金元清还是汉人王朝，只要是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就都要遵守这个规则。这是由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核心区、缓冲区和边疆区是任何一个王朝都必须要面对的客观存在(12)，每个王朝都要首先区分这三个层次，然后采取不同的政策。与此对应的，则是内郡、边郡与外藩三个圈层。对外藩羁縻，在边郡经营防御体系，以保证内郡的安全，内外和圈层非常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过分夸大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的特殊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的一些外国学者或者殖民者认为清代的藩部不算中国的领土，除了别有用心者外，就是完全不懂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地理特征”。(13)

这就是说，在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起稳定的统治之后，这些王朝就会逐步习惯于站在“中国” 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因为这是其自身所处的自然地理和地缘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并不会因为王朝的建立者是游牧民族，就不遵循这一思路。用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对这些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比较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

三、以中国为方法

内陆亚洲、亚欧大陆枢纽地带、心脏地带之类的说法虽然看起来很容易催生出不同的视角， 带来新的学术和思想增长点，但也很容易把一些原本并不复杂的问题复杂化了。尤其是当这种所谓的新视角、新范式、新理论变成所谓的“满洲中心主义”“草原中心主义”的时候，就会让一些原本清楚的事实变得非常混乱。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的研究，同样应该首先把他们当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来研究，而不是把他们与中国的历史割裂开来，甚至试图把他们从中国历史中独立出去。在对这些王朝的研究和理解中，首先应该将其放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大一统帝国传统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从中国历史的传统来理解，而不是过分强调这些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即便是在强调这些民族的特性对现代中国形成的贡献的时候，也应该首先把这些民族放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传统中来理解。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征服王朝在中原地区想要刻意保持的所谓的文化特性和传统，实际上都是以保证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不同领域的特权为目标。这些所谓的征服王朝的建立者更像是中国历朝历代开国时期常见的一个开国军功集团，而不是一个民族。比如刘邦建立汉朝时所依赖的开国军功集团，就是一个特权集团，他们按照各自的战功能够获得不同等级的爵位，而与这些爵位直接挂钩的则是他们能够借此获得大量的土地，成为地主。所谓的草原本位主义与汉化之间的冲突，往往也是加强中央集权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开国军功集团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在进行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的时候，首先应该以中国为本位，把这些地区放在中国历史传统的圈层体系中来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比如欧美学界喜欢用的中亚中心主义或者草原本位主义，或者日本学者青睐的满洲中心主义，而是应该坚持中国中心主义，因为他们与中国的关系，首先是在自然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圈层体系中发生和演变的。忽视了这一点，虽然可能会在现代学术体系下生产出颠覆性的论著，但这种颠覆对理解真实的历史未必有益，反而有可能把水搅浑。在这个前提下，即便要研究所谓的征服王朝，也应该首先充分肯定其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的普遍性，然后再来强调其特殊性，而不是颠倒过来，先强调特殊性，再肯定普遍性。也即，应该先把这些所谓的征服王朝的民族看成一个普遍性意义上的，享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的统治集团，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个特殊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因为，在这些民族建立的所谓征服王朝中，他们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利益共同体而存在的，其次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当政治、经济利益将其分化为不同阶层的时候，即便属于同一个外来民族，他们也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应该优先把清朝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其次才是所谓的征服王朝，否则就会谬以千里。

比如在关于清朝历史的评价中经常会遇到一个说法，清朝之所以能够奠定现代中国的版图，是因为清朝是由一个来自于东北的、有着游牧传统的民族所建立，所以他们天然地就比汉人王朝更在乎对草原的征服，从而能够先后征服蒙古、新疆和西藏这些地区。也因此，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接替明朝建立大一统王朝的不是清朝，而是一个汉人王朝，还能有现代中国的版图吗？从上面的视角出发，会经常把清朝对现代中国版图形成的贡献，首先归功于清朝的游牧民族传统，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中原农耕王朝来说，其必须要保守的边界往往与其农耕技术所能涉及的地区是一致的。而自宋朝以来，农业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尤其是冶铁技术的发展，让一些原来被视为只能游牧的地区，也在向农耕和定居的方向发展。比如东北地区，早在唐朝时期建立的渤海国，就已经普遍掌握农耕技术了。契丹崛起之后，虽然消灭了渤海国，但却保留了渤海国的农耕传统，并且逐渐将农耕传统向大兴安岭以西、传统上被认为只能游牧的呼伦贝尔草原地区扩展。蒙古兴起后，这个发展趋势一度中断。而在明朝控制了辽东、辽西地区之后，农耕文明又开始在这些地区发展，到明末时，这一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数量已占相当比例。(14)而且，这些地区的定居农耕汉人与当地游牧的蒙古部落错落杂居，类似于宋朝时期陕北、甘肃一带的情况。随着明朝不断在这些地区修筑军事据点，如果不是后金即清朝的兴起，这些地区完全有可能逐步变成像河西走廊一样的农耕定居地区，并逐步继续向西扩展。而从草原地区的政治军事地理来看，只要占驻民族牢牢控制前后河套、辽东、辽西及河西走廊，就一定会继续寻求控制草原地区，而且成功的机会非常大。而为了彻底消除对这一地区的威胁，其也完全有可能继续向西发展，最终完全控制中亚地区。因为在明朝中晚期以后，唯一有能力威胁到整个蒙古草原地区的，就只有控制着新疆的准噶尔，自然会成为下一个主要的被进攻目标。此时蒙古已经衰落，到清朝崛起后，除了康熙时期葛尔丹一度建立起整个蒙古草原地区的部落联盟之外，再没有出现过其他能够统一整个蒙古草原地区的势力，也就无力与中原王朝相抗衡。

也就是说，只要沿着明朝时期农耕文明继续向北扩展的趋势发展，所谓的内陆亚洲靠近中国地区的草原地区，都会被纳入中国版图。而且，如果是一个汉人王朝，会在移民实边和开垦屯田的问题上态度更加积极。反而是清朝在经历了明末与明朝对辽东的争夺战，入关后把蒙古和东北视为禁脔，长期禁止汉人大量进入这一地区，导致整个东北地区的汉族人口直到清朝灭亡时只有455万左右，考虑到此时的中国人口比明末已经翻了一倍，等于清朝在对这些地区的农耕化发展趋势所起破坏作用远大于推动。而清朝在这些地区对汉人移民垦荒弛禁的时候，日本和俄国已经在大量向当地移民了。而且，如果是一个汉人王朝接替明朝，随着逐步的移民实边和屯田垦荒，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程度可能也会超过清朝，就未必会出现晚清那种将有些地区视为无用之地而拱手让人的思路。

虽然这只是对历史的假设，但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接替明朝的是一个汉人王朝，虽然未必一定会取得比清朝大很多的版图，但所能实际控制的版图也未必一定会比清朝小太多，更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秦朝和北宋时期几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几乎完全重合的版图，因为这是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趋势所必然带来的结果。通过对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分析，是想要表明，清朝对现代中国版图形成的贡献可能更多的是出自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趋势，而不是所谓的、清朝的民族特殊性。而用这种民族特殊性来掩盖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趋势，则是对清朝“中国”一面的淡化， 同时也是对清朝“满洲”属性一面的过分夸大。

四、中国如何作为方法？

以中国作为方法，首先将中国的边疆视为中国的边疆，而不是放在东北亚、内陆亚洲、草原中心主义、满洲中心主义这些框架之下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每一个所谓的征服王朝在建立初期，都要经历一个所谓的保守与汉化的斗争过程，而这个过程与一般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开国初期处理军功集团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军功集团参与了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军事斗争，他们用自己的流血牺牲为自己博得了封妻荫子的特权地位，之后自然想保住这来之不易的富贵生活，但这又与每个王朝都必须要经历的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相冲突。比如汉朝初期的军功集团，就非常典型。在汉朝建立之后，军功集团一度垄断汉朝中央的主要高级官僚职位，丞相也一直出自该集团。直到汉景帝时期，这一状况才被打破，非军功集团出身的人开始担任丞相。尤其在吕后死后，军功集团合力诛杀诸吕、重建刘氏皇权之后，在选择皇帝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在诛杀诸吕过程中出力最多的是齐王系诸侯，在当时的刘氏诸侯王中，他们实力最强。但功臣们最后决定，选择一直不受刘邦重视、并且远在代北、实力较弱的代王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功臣们做出这个选择的主要考虑是，迎立一个弱势的皇帝，更加有利于他们保住其特权，让家族世代都能作为特权阶层、统治阶层而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此视为一种贵族共和制的思路。但汉文帝继位之后实施的政策却和他之前的表现完全相反，他不断打压功臣集团，强制命令功臣集团离开都城长安，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就国，以减少功臣集团对皇权的掣肘乃至威胁。即便如此，军功集团在汉朝的政治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三公九卿、王国相及郡守中，军功阶层出身者仍然占比很高，一直到汉武帝末期才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军功集团在汉朝初期政治舞台上存在了一个世纪左右。(15)原游牧民族能够征服中原地区，从边疆成功进入核心区并建立稳定统治，成为一个王朝的过程中，其原来所属的草原游牧部落为主体的骑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自然不可忽视。在王朝建立初期，也主要依赖本民族为主的军队在各地镇抚，来维持统治。尤其是对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来说，这一问题尤为重要。辽朝的契丹、金朝的女真、元朝的蒙古以及清朝的八旗，都是如此。他们既是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军功集团，也是王朝建立之后的特权集团。而对每个征服王朝的本民族贵族来说，他们都本能地反对加强皇权，反对将汉族士大夫吸纳进入高级官僚体系，他们希望由本民族的贵族垄断国家的高级官僚职位，用政治特权来保障自己的其他特权。但每个同类王朝的皇帝都面临着汉朝初期的皇帝所面临的问题，要么接受弱势皇权的现实，要么就要打压本民族的贵族，逐步削弱其特权，同时大量吸纳汉族士大夫，来维持国家的日常运转。这是征服王朝一般都要面对的所谓汉化与草原本位主义两种取向之间的博弈。但随着国家政治进入稳定时期，对外战争的需要越来越小，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将本民族贵族逐渐边缘化、更多地启用汉族士大夫，也就成了必然趋势。如果拒绝这个过程，就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结果：皇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整个国家也会长期处于动荡、混乱的状态，而政治统治也就难以持久。但如果把保持王朝的稳定性视为第一目标，那么剩下的选择其实也就只有汉化一条路了。因为汉化本身就是中国化，既然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和统治阶层，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总是类似和有规律的，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朝代，都必须遵循。

“无论朝代甚或封建/中央集权，都不是本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这个分析单位只能是中国， 一个农耕中国或传统中国或历史中国。历朝历代只是这个整体中国的体现”。(16)而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必须遵循的规律，就是苏力所说的“宪制”，也即“制度构成”。这与一个王朝的建立者的民族属性无关，就如同与另一个王朝建立者的出生地的地方文化特征也无关，都是同一个逻辑。如果说清朝的“满洲性”压倒了“中国性”，那么是否可以说，刘邦建立的汉朝中的“丰沛性”超过了“中国性”，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的“安徽性”超过了“中国性”？毕竟清朝首先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他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历朝历代相同，他们所要统治的对象也与历朝历代相同，他们所要面对的主要威胁在1840年之前也基本相同，那么他们能够做出的选择，往往就是首先考虑来自中国的历史经验，而非满洲的历史经验。即便清朝在决定让八旗子弟脱离生产，完全由财政包养起来的时候，他们吸取了历代游牧民族建立王朝的经验和教训，难道他们不也首先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和政权吗？更何况，清朝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明朝中晚期在财政税收制度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提升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结果，只不过明朝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人数庞大的、需要财政供养的宗室集团，而清朝供养的是八旗子弟而已。虽然清朝把八旗子弟分散到各地驻扎，并且与汉人进行隔离，希望他们能够保持所谓的武德，能在缓急之际为朝廷分忧。但当清朝日后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这些各地的满城基本上都只能束手就擒，有组织的激烈反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和明朝灭亡时各地宗室只能坐以待毙也没什么不同之处。

而游牧民族一旦开始进入汉化通道，就很容易出现阶层分化加速并逐步固化的现象。鲜卑拓

拔氏建立的北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魏在统一北方之后，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汉化，并吸收了大量汉族士族。到北魏孝文帝时，北魏迁都洛阳，进行了全面的汉化改革，以加速其中国化进程，与中原汉族加快融合。不过，也是在这个进程中，北魏所赖以建立王朝的鲜卑族人阶层分化加速。原来的鲜卑贵族模仿中原地区的士族世家，成为新的士族，而一些作为军户被派驻在边境地区的鲜卑族人则逐步失去原来的军人身份，成为和当地普通民众一样的社会中下层群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本派驻边境州县的将领都是鲜卑贵族，与北魏朝廷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人员也在频繁流动，但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这些驻边将领的地位日渐下降，失去了去洛阳担任朝廷官员的机会，只能沉沦下寮。这些原本为北魏守卫边境的将领与士卒最终被加速汉化的北魏所抛弃，沦落底层，而那些原本不是鲜卑人的汉人士族则在北魏朝廷同样享受到了高等贵族的待遇，这就让边境地区的鲜卑镇兵军户的阶层认同压倒了其族群认同，最终与流落到边境州县的其他族人一起，形成了六镇大起义，而这次起义也成为北魏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这种情况暗示着北魏国家已经变质，已与北族出身的镇兵处于对立面。然而却仍然要他们对国家效忠，即要他们为自己的对立面服务，而给予他们的则只有府户这种低贱的待遇。所谓府户，就是隶属镇将军府的特殊户口。镇兵的府户化意味着他们对镇将的隶属化，即国家把镇将置于府户之上，而府户同国家的对立，通过同镇将的对立具体化了。(17)

比如谷道正雄提出武川镇军阀的概念，就是在武川镇这个塞外军事要塞城市里，形成了一个小共同体，成为特殊环境下的一个乡里社会。这个共同体的人们虽然分属不同族群，但随着共同生活、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积累，他们对这个小共同体的认同，超过了他们对各自所属族群的认同。对这个小共同体里的鲜卑族人来说，既然鲜卑这个民族认同已经不能继续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及利益，而他们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国家上层统治者所抛弃，他们自然就会寻找另外的出路，包括在适当的时候直接起兵反叛。这种时候，当地的鲜卑人并不会因为他们的鲜卑族血统就更加倾向于认同和忠诚于北魏的统治者。实际上，皇帝和达官贵人们的朝廷在抛弃这些本族的中下层群体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吸纳汉人士族，并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共同体，也就是北魏的统治阶级。这样，北魏的汉化过程实际上也让北魏更加清晰地分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阶层，而这两个阶层各自的阶层认同都压倒了对族群的认同。这同样也意味着，在这两个阶层内部，族群之间的融合已接近完成，他们都在忘记各自的族群身份，变成了苏力所说的“汉族”。(18)而这也为之后隋唐大一统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在北魏经历了六镇大起义带来的政治动荡之后，高欢和宇文泰分别控制了北魏的关中板块和关东板块。宇文泰出自谷道正雄所说的武川镇军阀集团，本身是鲜卑族，高欢则是在六镇地区和胡人混居的汉人，但在各自控制的区域内，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治措施来建立政治秩序。高欢建立的东魏—北齐试图重建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前以鲜卑贵族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而宇文泰在关中地区，则因为地瘠民贫，人口多流入高欢的统治区，所以在巨大的军事威胁面前，不得不吸纳汉末以来形成的地方豪族，将这些地方武装吸纳进入国家的军事武装体系，为己所用。也即，宇文泰在关中最终是通过打破胡汉之分来重建了一个不同于五胡之乱以来的部族中心主义的政治体系，而高欢则在逆潮流而动，试图重建一个建立在部族中心主义逻辑之上的政治体系。同时，宇文泰在关中地区正在极力打破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高欢则一直在不断强调士族与寒族的区别，并在政治上保证士族的利益，打压寒族。甚至出现过寒族出身的官员因其出身而被贬官的情况。(19)这两种选择意味着两种道路，最后是宇文泰建立的北周消灭了高欢建立的北齐，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为后来杨坚篡位建立隋朝之后消灭南朝，再次完成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汉化之前，北魏的鲜卑族人内部就不存在阶层分化，是谷道正雄所谓的“自由民”(20)。恰恰相反，鲜卑族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内部都存在阶层分化，而且在汉化之前这些民族大多数都处于奴隶制状态，阶级固化的问题更为严重，贵族和奴隶都是完全世袭的。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个民族的形成过程都是从一个小部落逐渐兼并其他部落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小部落中的几乎每个家庭都可能在扩张过程中得到大量的奴隶，从而变成奴隶主、成为贵族。也就是说，游牧民族所谓的自由民，实际上就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他们所谓的自由建立在对其他族人奴役的基础之上。比如匈奴，就是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大量掳掠人口，充当奴隶，而且，在对掳掠而来的奴隶进行分配时，也是贵族得到的更多，平民得到的较少。如果这些奴隶在后面的征战中表现突出，也有机会积累军功，获得奴隶，自己也变成奴隶主，代价自然是这些奴隶本身也逐渐变成匈奴人的组成部分。(20)不只匈奴如此，其他游牧民族也是如此。汉化的过程则加剧了这种阶层之间的分化，同时推动了游牧民族本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最终导致了阶层的分化和固化。

这恰恰是一个非常“中国”的过程。游牧民族在对外扩张中逐渐走向强盛，掳掠汉族人口充当奴隶进行生产活动，让更多的游牧民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更加职业化的战士，而当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战争目的从掳掠人口变成夺取土地和人口并建立稳定统治之后，他们自身也会开始加速进行阶层分化，一部分人成为统治者，另一部分人变成被统治者，阶层分化最后消解了族群认同，建立了新的阶级认同，并在这个基础上内化为“汉人”的一部分。这是几乎所有游牧民族都经历了的过程。只有清朝试图用财政供养内迁各地的满族人口，以维系本民族内部的团结，但这种政策也并不成功，反而让那些分散在各地的八旗子弟腐化堕落得更快，完全成为寄生食利阶层，虽然他们的利益与皇权捆绑在一起，但当面对反抗统治者的大规模反抗时，这些八旗子弟并不能支撑起清朝的皇权，反而是清朝吸纳进来的汉族士大夫表现出了更大的忠诚。

五、结语

五胡十六国之所以出现部族中心主义的政治形态，首先是因为汉末以来世家大族的发展，形成了地方豪强势力。这些豪强的门客实际上就是佃户，朝廷对他们的动员只能通过豪强来完成，而他们对豪强的忠诚也大过对朝廷的忠诚。所以，西晋面临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两难的，国家动员能力的衰退让皇权式微，只要皇权本身出现动荡，整个政治体系就会崩溃，而原本依附于皇权的这些地方豪强就会寻找新的依附对象。在经历了八王之乱后，西晋的皇权基本崩溃，各地的豪强纷纷聚族自保。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在动员能力衰竭之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内迁的胡族身上，司马颖招揽匈奴，司马越则招揽正在兴起过程中的鲜卑，结果是以部族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内迁的匈奴异军崛起，刘渊最后消灭了西晋，整个华北地区完全变成了部族权力争斗的战场。也就是说，部族中心主义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兴起，首先是因为汉族王朝内部的分化，为部族中心主义的胡族提供了舞台，而当这种阶层分化在新的政治条件下按照新的逻辑重新分化和组织起来的时候，新的政治可能性也就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五胡十六国才成为了各族人民的一次大融合，为隋唐大一统准备了条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五胡十六国的部族中心主义政治的兴起和衰亡，也就是隋唐帝国的形成史——当然，这是就北方而言。从魏晋南朝的角度来看，则是门阀政治的兴起和衰亡，新的政治制度和逻辑逐步形成，重新建立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渠道，这也是科举制的重要性所在。

用阶级分析化解民族分析，从而为统一准备条件，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也采用了这一经验。而当阶级分析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没有希望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以族群为中心进行分析的倾向，这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种族矛盾，众所周知，其本质是阶级斗争，只不过是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只能以种族矛盾的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而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新清史、内陆亚洲、征服王朝这些新概念、新范式和新理论在内，中国的边疆问题常常被欧美学界解释为民族、宗教问题，这带有其特定的政治意图，中国学术界和相关部门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陷入他们的逻辑陷阱。对中国来说，这些问题首先要被视为中国内部的问题，先注重其在中国内部普遍性的一面，再来分析其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到破解之道。

本文注释：

(1) 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2)〔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蔡美彪：《辽金元史十五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页。

(4)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第20页。

(5)同上，第21页。

(6)〔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7)详参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第192-204页。

(8)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第303页。

(9)同上，第303页。

(10) 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第 4 页。

(11) 详见〔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 38 页。

(12)详见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12 月，第 50 页。

(13)同上，第69页。

(14) 对于明末辽东人口的数量，一直有比较大的争议。目前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明代卷），该卷作者为曹树基，据该书的估算，明代辽东地区人口峰值应在300万左右。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15)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67页。

(16)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63页。

(17)〔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155页。

(18)苏力：《大国宪制》：第515页。“在我看来，汉族就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洗净了自己的族群身份，不知道或不再关心自己祖上曾经是什么族群的那些人。”

(19)〔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227页，“在尚书令兼吏部尚书高澄之下改选上书时，水部郎赵彦深以寒族而被外放为沧州别驾”。

(20)〔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31页，“对匈奴民众来说，种族自立性的丧失还表现出他们从自由的身份沦为奴婢与田客，匈奴贵族失去其作为贵族的位置与匈奴人民失去自由的身份同出一辙。不过在这里，似乎恶意看到匈奴世界原有的形式。这就是，贵族的身份依靠作为自由民的民众来支撑，而民众的自由身份反过来则通过贵族的统领体制得到保证，所谓匈奴的世界，正是由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

(21) 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由于匈奴人在战争中把俘掠的来的人口收为奴婢，故每个战士都尽量俘虏人口，把战俘变为自己的奴隶”。这显然是一个比谷道正雄的自由民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