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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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ancha.cn/FanYongPeng/2016_11_10_380057.shtml

今年最大的一只黑天鹅降临了，多数人不看好的特朗普真成了美国总统。我虽然从初选起就一直判断他会赢，并且公开坚持这个立场，但其实我心里并不是那么有底，因为他身上让人感觉“悬”的方面也太多了。相反，多数研究者都押了希拉里，我尊重他们的判断，因为这是理性、保守的判断，谁能料到这次大选背后有那么多的变数？预测本身是具有概率性的，所以结果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科学研究的成败。不过现在学者更值得做的一件事就是探究特朗普胜选背后的原因，与当初做出预测的原因相比较，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讲讲我押特朗普的理由吧。我的理由其实所谓的“科学性”不强，既不是基于民调，也不是基于对各州选民细节情况的深入分析，相反，是基于对美国社会大势的一种粗枝大叶的印象化的判断。

咱们中国人过去很熟悉一句口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句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放在美国就曾经不灵。美国建国以来，似乎阶级矛盾一直不算尖锐，连马恩都对美国抱以很高的期望。社会主义政党在美国难以成功，这一现象曾经成为一个经典的社会学问题，以至于德国思想家桑巴特专门写了一本书《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来探讨这个问题。直到7、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贫富分化的加剧，人们才对阶级矛盾重新加以关注。

但是对美国历史稍加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说美国没有阶级矛盾、或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个假命题。客观上，美国建国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享受着现代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的充沛资源。就拿土地来说，美国人口调查局到1890年才宣布公地分配完毕，也就是说，建国一百多年后，美国才第一次面临困扰几乎其它所有国家的致命诅咒（也是现代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资源的稀缺性。自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晚期，美国也始终面对着劳动力不足而非资源不足，劳动力价格一直比较高，美国的民主增长、人权进步、阶级妥协和社会共识都是基于这一现实条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阶级矛盾。自工业化过程展开后，美国的劳资矛盾迅速上升，在内战后的19世纪60年代、19-20世纪之交和20世纪6、70年代，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期。为了应对这些矛盾，美国的精英统治阶层运用了各种手段，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移民、战争和全球化——而移民和全球化，正是今年大选中首当其冲的热点议题。

第一次矛盾上升期，即19世纪60年代，美国采取了扩大移民的办法，来化解工人的罢工努力。1864年国会通过了契约劳工法，从欧洲招募合同制工人，1865年移民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随着罢工问题缓解，法案于1868年终止。第二次矛盾危机（20世纪初）的解决，人们一般归功于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的新政。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最后是二战的爆发才挽救了美国。谁是谁非，咱们在这里就不去管它了。第三次矛盾期（20世纪6、70年代），工人运动发展壮大使美国政治精英惊恐于革命的阴影，于是美国政府通过解除资本管制、推动全球化，使资本大量流出美国，釜底抽薪地消解了工人斗争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剧变和中国改革开放向世界市场释放出的15亿劳动力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工人的谈判能力，而中国提供的大量廉价商品不仅使美国免于高通胀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产阶级的被剥夺感，）。

总结起来，除了新政和战争这样具有偶然性和特殊历史条件的方式，精英集团解决阶级问题的主要手段就是移民和全球化，前者是降低了劳动力价格，削弱了劳动阶级议价的能力，后者则增加了资本的流动自由，消解了劳动与资本博弈的立足点。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晚期工人罢工努力的失败和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多数工会组织的衰落就顺理成章了。此外，自6、70年代的民权运动高潮期以来，美国各领域的精英还有意无意地达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共谋，即通过让种族政治、族裔政治和性别政治等轮番走上台前、占据社会运动的注意力而排斥了阶级政治的话语。谈论阶级问题成了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下的一个“政治不正确”。

但是现实是无法掩盖的，过去40年中，美国精英集团肆无忌惮地积累财富，而社会大多数，包括那些在6、70年代靠工薪进入中产阶层的中下层白人中产阶级，则陷入了长期的收入增长停滞甚至萎缩。0.1%的富人和50%的穷人拥有着几乎一样的财富比例，贫富分化达到惊人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中下层白人中产阶级以及在他们之下的阶层，逐渐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把矛头指向移民与全球化。

马克思早就讲过，资本最需要排起长队供其雇佣的自由劳动力，同时资本也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今年大选中围绕移民问题和全球化问题的辩论，本质上就是渴望更多自由的资本力量和需要保护的中下阶层的一场文化战争。在种族、族裔、性别、宗教和文化的“政治正确”的禁锢未打破之前，精英集团仍然可以操纵大众选举的制度机器，成功地将民粹思潮过滤在主流政治议题之外。虽然很多人都看透了皇帝的新衣，但没人有勇气喊出来。但是从“茶党”、“占领华尔街”到今年夏天的“民主之春”，一系列社会运动从不同角度逐渐打破了这个“政治正确”的硬壳，这使得阶级政治得以回到主流政治议程之中。一旦有人说破皇帝新衣这一事实，民粹力量就会变得势不可当。

我之所以敢判断特朗普胜选，就是因为我从他的言论中，看到他没有像其他精英一样回避移民和全球化问题。所以，我预感他会骑上巨浪的潮头，摧枯拉朽。他也有对手，那就是民主党的桑德斯。但是一方面桑德斯受到民主党建制派的打压，另一方面他的议程光谱比特朗普更窄，能够动员的社会力量更少，所以未能与特朗普抗衡。而希拉里，则从来不敢直面美国社会的真问题、真挑战，所以必然给人留下极其虚伪的印象，注定了她不可能赢。因而，特朗普就是赢在突破了“政治正确”的话语禁锢，回应了浮出水面的阶级政治，换句话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正适合用在特朗普身上。

特朗普赢了，可是他能解决美国的问题吗？我相信他不能，即使是桑德斯上台也不可能，尽管我非常敬佩这个社会主义老头。

美国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精英制的，大众民主是嫁接在精英共和主义砧木上的花朵，艳丽却无根。精英主义擅长发挥其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的功能，而大众民主则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更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作用。当民主不会威胁到精英根本利益时，后者允许前者适当地装点。反之则绝不会容许民主力量的过度发展。过去40年中，精英政治和大众民主政治两者都陷于“失能”：精英丧失了其所标榜的“美德”，无情地聚敛，同时精英的构成也在变化，从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和增强国家实力的产业资本变为以投机为主的金融资本，导致了社会公平的恶化；大众民主则长期囿于喧宾夺主、细枝末节的同性恋、堕胎、枪支、宗教等“低政治”议题，丧失了改良社会分配、促进社会民主的功能。恰恰是由于大众民主的这种无方向状态，精英能够允许这个游戏玩下去。特朗普虽然乘着大众民主的浪潮冲进了白宫，但是当精英集团感觉到真正的威胁时，他们一定会再次利用宪政制度的精英性，千方百计地将其消灭于无形。特朗普如果不敢或不能利用民众的授权（mandate）打破这个制度，那他就只能要么接受妥协，要么遭遇惨败。

站在今天，回顾起美国立国之父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的一个著名观点——美国每20年需要一场革命，我们会由衷地敬佩他的民主精神和历史洞见。美国人民要想获得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必须突破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让民主从程序回归实质，从理念变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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