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2010年3月外交学院主办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2016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出版20周年研讨会、2016年9月《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办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阐释与建构”研讨会发言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内容提要

立乎此而交彼曰“关”,垂统于上而承于下曰“系”,“关系”是理解世界和组织世界的核心概念之一。国际政治中的关系理论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及实践资源,为中外关系演进提供了一种文化和社会解释。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既需要完善方法论体系,也需要关注和解释现实重大外交问题。作者为关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学术建议,认为会通法是对话的重要方法论资源,主张在会通法基础上延伸和扩大关系的范围,同时超越西方社会科学理性选择理论的缺陷,从关系选择角度认识国家行为和国际秩序演变。世界是互联互通的,关系理论为当下中国的互联互通战略提供了理论解释选项,而互联互通的丰富实践也为关系理论提供了现实的研究素材,世界的互联互通比一体化更具现实意义。作者最后从会通和转化角度,指出核心概念在自己学术表达中的重要意义,同时阐述其对关系理论的学术表达的启示意义。

人生而独立，但无往而不在关系之中。汉语中，凡立乎此而交彼曰“关”，凡垂统于上而承于下曰“系”，“关系”是理解世界和组织世界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在包括国际政治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个概念由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如此广泛，以至于人们往往日用而不觉，未能充分地从学理上进行必要的挖掘。秦亚青在将“关系”引入国际政治和外交理论分析中以后，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学术概念来自生活，“关系”是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很频繁的词汇，拥有广泛的日常生活基础，但是作为一个学术表达概念，或者认识世界的一个理论概念，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概念化过程。本文在秦亚青既有论著基础上，对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学术建议，以做补充。

1关系与会通

每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它所创造的主要思想成果与其独特的认识和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就此来说，我们可以将目前流行的被误认为是普遍的社会科学原理、概念构成的知识体系，视为更多是西方世界内部以及西方与外部世界打交道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方本土知识。随着各个地区尤其是自成一体文明地区文化自觉的兴起对曾经被遮蔽和抑制的本土知识的挖掘、整理、复兴及对其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作用的重视，必然带来人类知识上的一次变革，从而推动更平衡的文明交流格局的形成。

秦亚青在关于关系理论的系列论著中，重视将中国传统阴阳组合思维和中庸辩证法作为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认识原理和方法原则。本文愿意再做一个补充，也就是中国学问还格外重视会通法在认识世界中的意义，这一点同样是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从几大文明的认识和思维方式比较来看，大概没有一种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特别重视会通在增进知识、认识世界、组织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人们在对世界认识的扩大过程中，一开始会对异样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对异样世界的进一步探究、比较、交流中，逐步发现异样世界中同时存在很多彼此共同的地方，从而为相互间来往奠定了基础。但是仅此还不够，更难的认识提高过程，是在异样世界中寻找、揭示彼此在原理和实践上存在的共通地方，从而实现异样世界和谐共生的目标。如果用汉语概念来表述的话，这个认识过程就是存异———求同———会通的提高过程，因而，在不同的视野中，人们分别会看到三个印象的世界:第一个是异样的世界，第二个是存在共同的世界，第三个是存在共通的世界。世界印象的不一样，同时会影响到与外部世界关系处理的差别。会通法假定世界本是一个普遍联系、融会贯通的整体，主张整体、联系和流动地看待世界，反对割裂、分别地看世界。比勘以观其异，强调的是分析，这是一种“找不同”的思维和方法，分析的传统会将世界人为间隔为各种不同同时会将世界的不同视为沟通合作的障碍，窒塞而不可通，极而言之在实践中就容易导致将消灭不同作为秩序的基础。会通以见其同，重视的是合析，是要在有形的差别中看到无形的共通和联系之处，世界的异样和不同不是合作的障碍，而是合作的机会，这是一种找共通的思维。前一种思维看到的世界是别样的，而后一种思维看到的世界则是别致的。

现实世界中人们容易看到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或者是相反相成的，这一点可以从组合和辩证思维中予以认识。但是，关系的流动、深化和扩展，或者说对人、事、物及其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构造，需要更多寻找共通的眼光，否则，关系边界的延伸就会止步于不同。换句话说，闭塞、窒塞、不通是关系的反面，多样而又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建立、维护和扩展，需要借助会通的方法来消弭隔阂，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由此才能形成更强的共生关系。

古人说，欲求超越，必先会通。在存异、求同、会通所看到的三个印象世界中，以会通观世界，世界则大。世界充满着多样和不同，这是我们认识世界面对的一个基本面，那么究竟是强求一致或者分别割裂，还是并蓄多样、互联互通，反映的其实是迥异的世界观。会通法所蕴含的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普遍主义思维方式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西方理论的鲜明特色是追求极端之深刻，那么中国理论的特色则是追求会通之博大。求极端固然可以深刻，但因此也会产生排斥异己。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排他性很强的思想体系，在对待异样这个问题上，走向了以同化异的道路，也就是主张把自身特色的价值、制度变成其他民族和国家都接受的普遍真理，由此在实践中产生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弊端，使得自身与外部世界时常处于冲突状态，循此普遍主义思路，只会加剧文明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而会通意义上所理解的普遍主义，则是在看似不同的世界中以及在对不同的深刻理解中，在不同之间建立普遍联系的关系，实现共生的秩序。就此，或许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由于对会通的重视而不是对差异的放大，中国的认识体系其实是一种时刻保持对任何极端主义思想理论进行抑制和防范的体系。这对当今各种极端主义思潮泛滥的世界或许是一个启示。

会通法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贯穿在人们认识世界和分析世界的思维过程中，但是这种方法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教科书中还没有得到系统的阐发，从而一定程度上既妨碍了人们在实践中处理异样事物之间关系的能力，也限制了人们对多样学说观点实现超越的空间。从会通入手，可以深化对关系的认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来往还远远没有达到会通和升华的状态，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以同伐异的对立冲突境界，对会通的强调和重视，实际上也为各种思想理论的竞争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机遇。

2关系与互联

互通会通法进一步提供了认识关系理论的方法论知识。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是以关系的互联互通来联结的，反之排异必然不利于关系的流动、延伸和扩展。对于任何类型的秩序而言，其扩大既可以通过将差异转化为一致，也可以通过联通和存异来实现，而无一例外的是，那些建立在排异基础上的秩序最终难免不走向萎缩。这就需要人们超越关于世界的第一印象和第二印象，从会通和互通角度认识国际关系新的组织方式。那么关系和会通对于人们认识中国的区域主义实践特别是互联互通战略具有什么启发意义呢?

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中，一体化理论被认为是区域合作的示范理论。该理论假设成员通过经济、政治乃至安全防务的逐步联合，形成一个更大范畴的区域国家。从西欧同其周边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来看，一体化进程无非是以国家的特征为样板，在特定区域层面复制一个更大的国家。近年来，由于一些边缘性成员对于主权削弱的敏感，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挫折。与一体化理论近似的另外一种秩序整合理论是霸权稳定论，该理论形成了一套包括意识形态、经济分工、安全联盟在内的系列学说，为霸权统治提供理论支持。这两种理论或者秩序均具有很强的排异性。一体化理论为周边国家设置了一套政治经济标准，霸权秩序构造一个从属的政治经济秩序，两者外在形式不一样，但是排异的机理是近似的。

一体化理论对不少地区的区域合作产生了示范作用。然而，由于涉及敏感的主权让渡问题，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相比在规模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用这套理论并不足以概括和指导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且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周边中小国家对与中国合作的疑虑和戒心。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体化理论指引的方向是不是就是国际合作的未来趋势，还要打个问号，其在实践中产生的示范作用并不是来自其明显的可复制效果，有时与接受者对其缺乏必要的质疑和批判也有关。至于霸权稳定论，根本上是同中国外交所追求的和平发展价值观相悖的。因此，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核心概念概括中国的区域合作实践，包括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是摆在学界面前的一个理论问题。

从关系衍生而来的互联互通理论未尝不是一个解释选项。学界与其大量借用一体化理论、俱乐部产品理论、分工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倒不如围绕关系治理和互联互通概念做文章，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互联互通实际上是关系的一种延伸和扩大。如果我们假设世界是在走向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在不同之间形成互通、进行转换就是一个突出问题，就像两种水管一样，一个是圆的、一个是方的，各自水压也不一样，对接的时候就需要一个转换装置，而不是强求一端变成另外一端。

互联互通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网络，沿线国家间“不通”的地方少了，彼此容易形成从更强的关系网络发展到合作共赢的共生体系中。互联互通实施进程中常用到的一个词语是“对接”，合作各方将彼此需求对接、衔接起来，强调的是平等和相互尊重。中方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并非强求他方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来回应和呼应中方的战略，而是将中方战略同相关国家已有的发展规划衔接起来。这种关系网络的平等性和共生性，与霸权稳定论希望构建的从属等级秩序或者国际分工论设想的固化的上下关系相比，自然更符合合作共赢的潮流。所以，互联互通内不存在一个中心国家，也不存在要将某个国家吸纳进某个中心，它是一个便利化、流动性的关系网络。互联互通目的在于促进相关国家交往关系的便利化和流动性，这是当前国际合作需要实实在在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像一体化理论那样，最终一定要求各国将主权让渡到一个更高的机构。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存在诸多“不通”的地方，从政策到物流、从资金到基础设施，不一而足，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强调要做好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意义所在。互联互通为世界范围人、财、物、智的流动释放出更大的合作机遇，它不是基于等级和对抗的既有秩序原理，而是基于平等和共生的关系原理。引申来看，互联互通通过消解和超越一体化和霸权秩序的排异性而扩大了秩序的范围，或者说，互联互通根本不在传统非此即彼、上下等级思维的霸权秩序下思考世界的前途，两者是不同的思维模式。

一体化理论、霸权稳定论内在的等级性往往需要各方让渡部分主权到一个更高的国际组织，这一点显然不太适应中国地区合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实。互联互通并不强调由一个高于国家的超国家机构来实现国际合作，但是重视相关国家之间通过更紧密、更有效的跨国行政合作，务实地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合作难题。这个合作模式不同于战后带有理想性质的国际组织模式，其重点落在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多层次合作上，因此它是一种肯定主权的行为，而不是削弱主权的行为。互联互通可以有效地回避一些敏感的价值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就排斥价值问题在合作中的意义。霸权稳定论、一体化理论往往希望通过一个唯一的价值观标准来塑造和引导相关国家朝这个价值方向靠拢，关系和互联互通则强调“共”这个汉字的核心价值。从共建、共商、共享一直到命运共同体，都可以看到由“共”这个汉字衍生出来的许多词语。这个价值观更符合区域合作多元、多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

在同一体化理论的比较中，由关系衍生而来的互联互通或许对区域合作更具解释和指引意义。尽管现在世界上不少地区都将一体化作为地区合作的终极目标，其区域化也存在明显的复制一体化理论的倾向，但是对于这些地区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做好区内和区际互联互通工作，而不应该将设想中的一个超国家实体作为目标。从许多地区合作的实践情况来看，真正要解决的恰恰是各类功能性领域的互联互通问题。

3关系选择与自我调解

关系理论的未来发展必须要回应矛盾处理问题。秦亚青的论著论述了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的相互补充问题，认为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甚至也不是先后优劣的阶段关系，更可能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无论是关系的维护还是规则的疏导，本质上都在于达到一种稳定、持续的秩序。在回应矛盾处理上，关系理论需要关注调解问题。

与美国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相比关系理论本质上不是一种冲突理论，而是一种合作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系中不存在冲突甚至对抗的一面，关系的断裂可谓关系的极端形态。关系理论的意义在于阻止矛盾向对抗和零和的方向发展或者引导矛盾从对抗和零和向合作和共存方向演变。

用尽调解/谈判的原则是关系内矛盾处理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在最终走向具有对抗式特征的判定、裁决乃至断裂之前，用尽调解/谈判的原则是确保关系无限演进而非有限中断的重要手段。用尽调解/谈判原则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均有意义。中外社会的法律文化往往不约而同地具有一个共同特点，也就是强调自我调解在纠纷处理中的意义。以合同研究为例，学者的研究表明，合同关系远非通过规训和禁令的语句来达到执行目的，更多的是通过社会关系的维持和维护来履行。如果合同方总是纠缠细文不放，那么合同方在生意场上可能会没办法交往下去，“如果你还想继续同对方做生意的话，就不要纠缠具体的合同里的条款问题。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合情合理。如果你想在工商界混下去的话，就不能动不动就去找律师”。更多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则认为，人们面对纠纷，倾向于采取非诉讼方式来处理，此方式绝非前现代社会的专利，实际上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以非诉讼的私力救济等自我调解手段解决纷争不只表现在小范围的社会中，同样存在于包括国际关系的大范围社会中。换句话说，假如一种法律文化动辄将关系中的矛盾方诉诸对抗式辩论或裁决予以解决，实际上增加了关系中断的风险。在国际政治中，对抗性诉讼的盛行往往无助于国家间关系的稳定，简单利用第三方来裁判政治是非的案例并非有效，此实例在国际关系史中不可谓不多。在当代实践中，有的国家动辄将争议上升到由某个国际机构来裁判，“这种动不动找律师、动不动找仲裁”的方式反而经常激化双边或者国际矛盾，此行为模式违背了关系治理中用尽调解/谈判的逻辑。

回到关系性和理性这对概念上，可以从更根本意义上理解自我调解在关系延续中的意义。在关系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中，有必要提出“关系选择”这样的命题，以超越本体论上虚构的个体主义命题。理性选择以个体主义假设为前提，认为个体对利害的算计支配着个人行为，这种个体主义价值观导致一种极端主义，也就是个体可以在与他人毫无关系或者有限关系的前提下讨论利益、秩序和政治问题，个体理性选择行为才是社会秩序的动力。安乐哲在利用“关系本位”批判这种价值观的时候，指出“绝对个体概念的危险性还表现为它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具有普遍性。这种教义作为思想传统根深蒂固，以致人们很难找到一个能替代它的概念。事实上‘自由’、自立和‘理性’的个体概念，在西方已经是一种批判不得的意识形态”。“绝对个体仅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构，但成为西方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在道德与政治上的逻辑前提。事实已越来越清楚，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痼疾，而恰恰是这个世界病入膏肓的主要诱因。”在关系选择的视野下，世界上一切都是关联的、共存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个体的利益、责任和命运在关系的背景下被转换为关联的利益、责任和命运，并成为关系选择的支配逻辑。对关系选择的突出并不是全部否定理性选择的学术意义，而是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政治和外交世界中，关系选择往往比理性选择更能够解释群体的合作行为和秩序的演进，从理性选择向关系选择的进化，为解释合作和通过自我调解解决零和对抗提供了新的认识途径。

4关系理论的学术表达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文表达是中国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中文表达的关键在于使用自己原创性核心概念阐述学理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自己究竟怎么说而不是跟着别人怎么说”。每一门知识体系往往都是由若干核心概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形成的中国特色概念、范畴、表述，简单地接续到一些外来国际关系理论，等于不自觉地成了别人理论的分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并不是在照搬国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形成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为国际关系提供什么样来自中国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外国学问进来以后，还没有完成对外来概念的系统转换和转化工作，对自身创造的核心概念在学术史中的地位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学术研究的被动。本文最后仍然回到会通法，从异、同、通的认识进程，揭示概念转化及其学术表达的意义，也许对于关系理论的后续发展特别是学术表达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从会通法来看，概念的转换和转化工作有两点值得重视:一要抓住同名异义，二要抓住同义异名。我们在学术概念市场里碰到很多概念，有的是同名异义，有的是同义异名，由此做转换和转化很有必要。概括起来，人们在面对古今中外学问中的很多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有四种转化的可能，可以用符号表示为:

第一，同义异名的概念用符号来表述，就是A=B=C=D。如果A是自己的概念，B、C、D是别人的，那么尽量坚持用A来表达自己。世界上同样的现象在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表述，表现在一个国家的学术上，就应该自主地坚持用自己的概念表达自己。亚里士多德在说“多个头脑比一个头脑更好”这句话时，与中国人所说的“人多智广”“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含义是一样的，人们并不需要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表达集思广益的含义，本民族文学中已有的生动表述，当然应当在学术中将本民族生动的地方展现出来。进而言之当我们对古今中外这种同义异名现象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化繁为简地概括已有的知识，越容易从外来概念对本土概念的覆盖和替代中走出来。

第二，用新的概念来替代各个并行的同义异名概念，比如当A=B=C=D时，为了便于交往，用新的概念统一来代替A、B、C、D同义异名造成的沟通困难，比如X=(A=B=C=D)。这种会通法涉及对具有共同特征事物的概念统一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学科之间、主要国家之间在表达和分析类似社会问题时存在各自表述的现象。因此准确地说，至今还不存在一个所谓“国际”社会科学，只有各具特色的社会科学;一个社会科学大国有能力对这种同义异名进行新的概念统一并被外界接受时，其社会科学才具有外部影响力。

第三，用新的根概念作为各个次概念的总属概念，比如A=(A1、A2、A3、A4)，等于将各个次概念划到一类中。例如，现实主义是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根概念，所谓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乃至其他现实主义，都属于这个根概念范畴。一个大国的学术在创造新的概念和表述的时候，如果归结到别人的根概念那里，学术成果最后只能算为别人学术生产环节的一个部分，很难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学术的正统性也会碰到问题。在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表述中，关系是一个核心概念它不是关系建构主义，它是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将来可能出现许多围绕关系理论而出现的分支学说，但是分支学说的源头来自关系这个根概念。

第四，同名异义用符号来表达，就是A≠A≠A≠A，大家都在讲这个概念，共的名是一样的，但含义却完全不同。阅读国际关系理论或社会科学理论的很多书，人们发现古今中外很多概念，同样一个概念，但讲的含义完全不一样。当一个学科内部出现很多同名异义现象时，这个学科的理论是在衰落的，需要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各种概念做很重要的确“实”工作。有的概念和表述在不同时代其含义也不一样，例如“画地为牢”“群龙无首”等，以前是褒义词，现在变成了贬义词，反映了词语和概念含义的历史变迁。“共名”最容易造成思维和推理的混乱，这就如同简单地用古今属辖范围不一样但同名的地名进行地理识别时容易犯错的道理是一样的。此外，汉语学术中的概念还有一个特点———无论是原生的概念还是翻译外来的概念，许多重要概念不是由字构成的，而是由两个字组合生成的。每个汉字信息量都很大，千变万化，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政治学中人们用得最多的概念“国家”，在汉语学术中是由“国”和“家”两个字构成的，承载了中国人关于国家的理解，但是在英语的“state”一词中，其并没有承载中国人所理解的“国家”社会文化含义，大家虽然共“国家”这个名，但其背后含义的丰富性是不同的。学术共名现象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科学交流中的一个障碍，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认识不到共名可能带来的思维误区，往往如丸之走盘，陷入探究知识的窘境却不自知。

掌握了基本的概念会通，对于近些年国际政治理论中许多中国原创概念的保护和交流具有启发价值。总之，如何将外来的东西主动转换到自己的核心概念和表述体系中，而不是简单地将自己创造的内容被动转换到外来的核心概念和表述体系中，是生产和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过程。自己特色的核心概念在被使用过程中，尤其是在用其有效解释外部世界过程中逐步为人所接受甚至使用，这就是理论的核心概念完成从特殊到一般、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过程。这个传播原理对关系理论的推广是一样适用的。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10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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