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包括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370名经济学家联署的公开信，呼吁选民不要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此前，包括好莱坞明星在内的文艺界人士已经多次发表声讨特朗普的宣言。

必须承认，这些文化精英们对特朗普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毕竟，从资历、经验和自制力来看，特朗普并非美国总统的合适人选。他的爱国激情和政治梦想更可能使得局面变糟而非改善。

不过，无论西方上流精英们如何轻蔑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能掩饰一个愈发严峻的现实：

那些在西方文化精英眼里无比正确的全球化多元意识形态，以及基于此理念构建的新式理想国，正在遭到曾经沉默的大众愈来愈猛烈的反抗。而异军突起的商人特朗普，则更像是预言灾难的黑乌鸦。

毕竟，普通民众在政治上的日益激进，本身就意味着政治风险。

按照常理，普通民众对政治的态度应该是极度冷感。这些劳碌于生活的普通人，既没有多余的精力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参与遥远的政治。作为老实本分的民众，他们对于政治的表达是羞涩的，也是笨拙的，更是四平八稳的，其传播价值远远比不上特定群体的诡异主张。这种天生的政治钝性，使得他们成为国家政局稳定的基石，以及政府讨好特殊选民的最佳牺牲品。

不过，一旦曾经冷感的大众开始在政治问题上变得激进，通常都表明了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普通民众的利益遭到了难以忍受的严重侵害。那些本应是社会稳定因素的普罗大众，正在向不稳定转变。默然视之将使安定的基础荡然无存，甚至演进成社会灾难。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前的1788“抛瓦石之乱”、俄国二月革命前的1916年底彼得格勒预备士兵大“游行”，苏联解体前席卷全国的1989超级“矿工罢工”等一系列预言政治灾难的历史事件中，已经得到了验证。

“以我的经验来说，大多数民众尽管荒诞不经且缺乏学识，却往往能最先感受到动荡来临，这或许是一种无以名状的天赋。”——阿道夫希特勒《第二本书》

实际上，普通民众具有远超过知识分子的危机敏感性。

老百姓的大脑里很少掺杂意识形态，他们对于政策的评价绝不会受到意识形态理念的束缚，很容易做到实事求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通常很困难）。况且，中下层民众大多饱尝生活的艰辛，对于政策的弊端和负面效应体会最深，即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所以，尽管民众往往有些在决策者眼里显得可笑或者短视的想法，但是他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却极为敏锐。他们能够最早感受到动荡之中的政治机遇，甚至做出错误纠偏。

1917年6月的列宁之所以能够意识到革命之机即将到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彼得格勒的预备军士兵对克伦斯基的战争政策和土地改革感到恐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徽凤阳村民甚至直接私下包产到户，从事实上对错误农村经济政策进行纠偏。

相比之下，文化精英们尽管见识深远，但对于具体政策的实际触觉则要逊色得多，认知也常常偏缪。

这是因为：一方面，政治文化精英所处的环境相对优越或者孤立，难以感受到政策的弊端。

奥巴马和左翼文化精英们，是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所谓的医保政策，对于美国普通民众来说是一种何等难以承受的负担；默克尔和她的执政团队，以及难民政策的文艺界吹捧者们，在高档小区里的严格安保下，也绝对无法想象难民危机会给普通德国老百姓带来何等可怕的恐慌。正是这种错觉，使得他们与民众的认知产生巨大脱节。同样，相比社会，学校更像是与世无争的桃源，学生和老师们在感受不到负面痛苦的情况下，往往更容易被廉价的美好所感动。

隋炀帝必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大隋百姓早已在他政策下不堪重负的人，这并非因为他昏聩，而是因为他最难感受到政策的弊端。

另一方面，相比普通民众，文化精英们更容易掉进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陷井，并产生严重的认知错觉。

意识形态本身即是一种认知事物的基点，代表着鲜明的预设立场。对意识形态的沉迷，往往会使得认知基点与实际情况出现偏离，极容易出现认知的偏差，甚至使人陷入一厢情愿的错觉。当代部分西方文化精英将特朗普的追随者视为无可救药的人渣，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差——把全球化冲击下民众的正当诉求视为不可理喻的愚蠢。

卡隆子爵（Calonne），自由贸易理想主义者，法国国务活动家、财政总监（1783年11月-1787年4月），他主导的法国贸易流通改革和英法自由贸易协议，加速了粮食外流和英国商品倾销（1786年），使得法国粮价暴涨和工厂大量破产。这直接导致法国社会结构崩溃，催生了残酷的法国大革命。英国历史学家威廉 多伊尔评价卡隆，“对于政治家来说，没有一场灾难，比完全理想化的经济政策更加糟糕。”

这种意识形态的偏缪，以及缺乏切身感受，往往使得政治文化精英低估民众对其政策的反感甚至憎恨，并引发政治灾难。如果标榜“爱国高于一切”的克伦斯基政府能够在1917年意识到俄国人民早已在战争中不堪重负，迫切需要和平哪怕是暂时的休战来缓解他们的仇恨，那么列宁的革命恐怕不会轻易取得成功。

同样，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精英追捧的全球化多元理念，或许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并不重要，如同克伦斯基标榜的爱国理念和卡隆子爵崇尚的自由贸易理念，也是正确的一样。因为，理念的正确往往缺乏现实意义。历史已经表明，任何理想国，无论其理念如何高贵正义，一旦忽略了民众的承受极限和合法诉求，就必然会招致难以想象的政治灾难。

因为，民众从来不是科学实验的小白鼠，他们是真正的野兽。如果理性的手段不能得到回馈，那么这头野兽就会诉诸于兽性。毕竟，巴黎断头台下的法王头颅，叶卡捷琳地下室的凯撒血尸，早已见证过真正的残暴。

文章来源：王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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