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张维为】邓小平留给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发布人: 王越   发布时间:2022-03-17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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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让我们继续回忆与思考。继续回忆加纳国家领导人罗林斯访华。我上次谈到罗林斯主席离开北京后,前往厦门。我们出席了福建省和厦门省市人民政府为罗林斯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我谈到宴会中罗林斯和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的交谈。这是1985年9月的事情,32年后的2017年,确切讲2017年9月4日,习近平主席专从北京到厦门来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那天,我正好也在厦门,我应央视之邀来担任这场峰会的点评嘉宾,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聆听了习主席的几个发言。


9月4日,他为各国来宾举行欢迎晚宴,讲了一番肺腑之言:“1985年,32年前,我来到厦门工作,当时是到这里来担任副市长。那天,正好是我32岁生日。现在捻指算来又过了32年。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晚上的灯光是非常稀疏的,外国商人和游客也很少见。如今,又一个32年过去了,海风海浪依旧,厦门却已旧貌换新颜。一座座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夜晚到处是灯火辉煌。抬头仰望是清新的蓝,环顾四周是怡人的绿。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的当地人民,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用自己的双手把厦门变成了一座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外交流密切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火红繁茂的凤凰木、一飞冲天的白鹭鸟,都是这座城市开拓进取、敢拼会赢精神的象征”。


回望自80年代初开始的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包括1985年9月18日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及邓小平就发现和培养人才等一系列思考和谈话,我们在那个时间段建立起了干部退休制度和梯队建设制度,提前数十年大规模地选拔、锻炼和培养中青年干部,而且优中选优,形成国家各个层级的执政团队直至最高执政团队。


其实,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谈到要大规模的发现和培养接班人。他还特别谈到要从经过上山下乡锻炼过的“知青”中物色人才。今天看来,邓小平的这番话好像就是针对具有习近平这种历练的干部说的。邓小平是这样说的:


上山下乡的青年中,也有不少深入群众、用功学习、很有才干的人。实际上,现在大批中青年干部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同那些高高在上、不深入下层的干部来比,他们更了解群众,更了解实际。很多工作主要是依靠他们,只是因为没有提拔,他们没有决定问题的权力,遇事只好不停地请示报告。这就成为我们的官僚主义现象的一大来源。总之,我们绝不要低估这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很多中青年干部政治本质很好,不是帮派分子,思想路子对,又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为什么不去选拔和破格使用?


邓小平当时还在不同场合呼吁老干部要有战略眼光:(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他还引用陈云的观点: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文革中曾经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后来毛主席本人都说过,老九不能走。


当然,邓小平也承认,我们干部梯队建设和接班人培养过程也经历过挫折。邓小平后来又倾其一生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的体会,对即将走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和要求。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的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谈话,其核心内容就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了六条标准:  


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  

二是“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这是大局,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公之于众”。  

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这是根本问题”。  

四是“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这是关键问题”。  

五是“绝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很多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六是“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进入中央最高层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人都有缺点需要继续改进,对班子满意就行,关键在领导核心”。在谈话的最后,邓小平明确讲道:“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重温邓小平关于选择和培养接班人的标准和实践,我们不能不感叹,这是他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应该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打破了许多国家领导人“人去政息”的魔咒,从制度上保证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保证了我们高层领导执政团队的总体素质明显高于西方通过竞选执政的领导人,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国家,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十分必要的制度基础。


我至少在另外两个场合还听到过邓小平关于培养年轻干部的论述。一次是吴学谦在外交部拉线会议上说现在我们驻外大使的平均年龄是59.4岁,小平同志说,这个年龄结构不合理,要调整过来,要大力培养年轻的外交人才。还有一次是钱其琛向邓小平汇报选派南方委员会的中国委员时,邓小平问能不能派更年轻一点的,外语好的,钱说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邓小平说,看来各个领域的都要培养年轻人呀。这些经历我以后再和大家叙述。


好,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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