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最明显莫过于治理体系。自1945年以来，西方治理的典型形式一直是普选和多党制。70多年来，这一直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名片”。西方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采用西方的体系，中国亦不例外。在他们看来，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一直信奉自己的普世主义：其治理体系是所有其他国家的典范。其以宗教般的热情认为，西方民主是最高的治理形式，改进余地不大。

但在这一点上，需要一点儿历史背景。我们应该记得，1918年至1939年期间，民主只存在于少数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此外，当前人们肯定对西方民主的前景存在严重怀疑。即使在被西方视为“民主之乡”的美国，民主的未来远非言之凿凿。今年1月6日发生在国会山的暴力冲击叛乱，是自美国内战以来对民主的最大威胁。特朗普对民主的承诺依旧备受质疑。

美国只不过是最明显的例子，在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许多国家，民主也正承受重压。原因在于，西方民主并非生活在真空中：1945年以来，西方民主相对持久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主要是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西方占据的支配地位。1980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以来，所有这些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在一个西方明显衰落的时代，西方民主面临着一个麻烦和不确定的未来。

“西方民主具有普适性”的观念一旦搬到中国，便显得荒诞无比。中国的治国理政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成功的。此外，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认为，两千多年的进程中，中国治理体系更具有延续性。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有着深刻差异，而中国的治理体系一直是，并且仍然是这种差异的最重要体现。

自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一直非常明显。远见和务实的结合促成了人类历史上非凡的经济转型。中国与美国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以至于美国现在认为中国对其全球优势构成了威胁。长期以来被西方轻视的中国治理体系已经成为美国民主体制的强大挑战。过去40多年当中，哪种治理更有效，哪种最为民，自不待言。

西方对中国治理体系一个根本批评是：一党制不允许选择，只有多党制和各党轮流执政才能确保这一点。但证据表明并非如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政策和哲学上发生了巨大转变，市场与国家计划并存，反对闭关自守，支持中国融入世界。这比自1945年以来西方民主国家所做的任何变革都更加深刻和深远，而中国共产党是进行这一变革的唯一推手。换句话说，一党制(当然是中国特色)能够提供比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更多的选择，包括影响深远的选择。此外，过去40多年里，中国的体制以不断改革和更新为特征，这与典型西方民主的僵化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对治理体系的真正考验，不是看它们在像过去70多年那样短时间内的表现，而是在一个更长历史时期内的表现。后者揭示了中国治理体系的一个最与众不同的特征。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国经历了五个不同的时期，其间中国在世界上拥有卓越的地位，或共享全球卓越的地位：汉朝、唐朝、宋朝、明初和清初。换句话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展示了非凡的自我改造能力。准确地说，是五次。其他文明可能做到过一次，最多两次，但没有一个做到过五次。英国极其不可能再次实现这一目标，我也不会押注美国。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现在正处于第六次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前夕。历史证明，中国具有非凡的自我改造能力，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或文明都难以做到的，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及其治理能力的强大、韧性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