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山西长治逝世。她是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
本文认为，申纪兰是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民主合法性的象征性人物，“有中国人批评她参加历届人大，却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如果仔细了解一下这个人，就会发现申纪兰提出的议案足以让很多职业政客们汗颜”。文章英文版曾在两会前夕发表于《北京周报》。现作者修订中文版发布，以表哀悼。
新冠病毒让这个春天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事物，很多条生命消失了，欧洲杯、奥运会这些过去的盛大戏剧也都遥遥无期，而西方“民主”的大选剧目还会如期上演吗？对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以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称作“两会”）也延期了几个月，但还是在五月底召开了。
两会常常被自诩为民主世界的西方人看作做戏。每到那个时候，总会有西方记者跑来挑刺。记得两年前，一位BBC记者向人大代表提问朝鲜问题遭拒，为此批判中国采访不自由。中国CCTV的新锐主持人刘欣（就是和fox翠西连线辩论的那位）公开反驳BBC记者为自己加戏，让这位BBC记者在推特上生气地大叫：where are you！那是令人怀念的好日子，不是吗？西方记者们精力充沛，吹毛求疵，陶醉于只有西方有民主而中国人只是在演戏的优越感中，却不知道天启骑士会突然降临裁判。
西方人可以接纳的异端乔姆斯基先生说，疫情让西方很难再恢复到过去，包括衰退的民主。不止是这位左翼学者在讨论疫情，我们还听到福山强调国家能力和人民的信任比民主或者集权的政体类型划分更重要。世界邮报的主编内森·加戴尔斯则引用中国学者张维为的观点，称疫情防控显示“能力和绩效合法性与民主没有必然的关联”，良政/劣政将取代民主/专制的认识范式。格雷厄姆·艾利森暂时放下了修昔底德陷阱，呼吁美国赶紧面对现实，学习中国。美国的“先知”们看来没有像他们的总统一样失去现实感，而欧洲的思想家们，如阿甘本还在大谈疫情管制对自由、民主带来的伤害。朱迪·巴特勒倒是放下了她在巴黎恐袭期间坚持的反恐不能伤害自由的观点，转而考虑资本主义世界能否让疫苗公平分配。也许阿兰·巴丢最镇静，他认为疫情只是再次暴露了全球世界的政治经济矛盾，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也不会带来什么革新希望。
是啊，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能怎样呢？批判的武器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西方世界普遍无可奈何地事实上进入鲍里斯所谓的全民免疫状态。然而真的没有希望吗？毕竟，中国忍受住一切批评和谩骂，遏制住了疫情，得到人民的信任，正在恢复生产并很快召开两会，两会的重点议题就是民生和就业，这正是西方民众渴望解决却得不到政客真正关心的问题。好客的中国人希望西方记者可以正常到场。但是这一次，西方记者们是否可以耐住性子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的民主政治？七百年前的黑死病大瘟疫破坏了欧洲的旧秩序，意外促生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复兴，当时弗洛伦萨人逃到郊外，说起了离经叛道的《十日谈》故事，冲击了教会的教条精神世界，那么这一次呢？欧洲朋友何妨听我说说中国的民主新故事？而上一次中国党代会决议的一条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全文。全文第三条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考虑到第一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具有总论性质，所以它仅次于第二条“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有些西方人会不假思索的说，这证明了中国人的民主是屈从于一党领导的民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但是请不要忘记，欧洲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念兹在兹的正是克里斯玛型魅力政治家，这样的魅力型政治家今天已经很少出现在西方，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好莱坞型政客。韦伯没有看到，克里斯玛型政治家可能化身为一个政党。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中国人传颂最广的一句话是医生党员说的：“共产党员先上。”很多中国人为这句话感动而鼓舞。实际上广大党员也确实冲在了抗疫前线，几百人牺牲，还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能表现政党与人民的紧密关系呢？这在个人主义为本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我统计了一下《决定》公报的文字，发现“民主”出现29次，“领导”出现了50次，“法治”出现了40次，“自由”只出现6次，主要在经济部分。相比官方宣传的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通过这个统计词频更能感受到中国领导层的政治偏好。“法治”的约束比“民主”重要，但民主不可或缺。权威“领导”需要有民主和法治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把这个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现在让我们看看人大代表的身份。
在2987名十二届（2013～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占总数的13.42%；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占总数的20.42%；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占总数的34.88%。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代表占总数的9.3%；港澳台代表占总数的2.1%；其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宗教和文艺团体代表等占总数的20.22％；妇女代表占总数的23.4%，少数民族代表占总数的13.69%。
在2980名十三届（2019～2024年）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占总数的15.70%；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占总数的20.57%；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占总数的33.93%。其中，妇女代表占总数的24.9%，少数民族代表占总数的13.69%。
确实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些区别，知识分子、其他党派人士甚至超过工农代表的比例。不过在中国，知识分子也被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劳动分子。有中国学者说中国政党是一个继承儒家执政传统的全民党，并非只代表某个阶级。还有学者强调中国政府的“中性”特征——在各个阶层之间保持中立，这在代表比例里也有所体现。中共称之为“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共产党重点强调党本身的先进性教育，无论哪个阶层出身，成为党员，就要以党的思想和法纪约束自己。
反观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我想不需要我来告诉西方朋友，这些议员有多少是来自1%，多少政治领袖来自富豪世家。并且还有旋转门，可以保障至高无上的立法机关与富人精英的“俱乐部”之间畅通无阻。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理解，西方朋友会说这个代表成分只是中国法律上的、“表面”上的人民性和代表性。正如他们怀疑中国公布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也是虚假的。不用着急，其实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人，主要是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人大代表是举手机器。但我们研究过这些代表吗？中国的代表不是职业议员，缺乏吵架或者演讲的技能。少数善于在社交媒体作秀的代表并不受欢迎。他们带着自己的议案来开会。这些议案通过小组讨论、集中讨论，层层筛选、渗透。议案写的不好，就会被媒体和民众嘲笑。
一个典型是申纪兰，她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山西省一个县的党总支副书记，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中国人批评她参加历届人大，却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如果仔细了解一下这个人，就会发现申纪兰提出的议案足以让很多职业政客们汗颜，最重要的就是在1950年代主张同工同酬。她组织妇女劳动，凭借劳动本领为妇女争取到同工同酬权利。而如今热衷批判中国的BBC女记者却因为不能与男性同工同酬而不得不辞职。申纪兰像是某种人民的“长老”，凭借自己的历史威望坐在代表席上。据媒体报道，申纪兰的提案有很多，主要是为了老家山西谋福利：包括引黄河水进入山西省、改造山西老工业基地、增加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飞机场、建设电站、建设集中供热工程……区别于西方的利益团体争蛋糕，她的议案多涉及基础设施，有利于区域经济蛋糕做大。看的出来，这些议案未必不是她本人的，她是个农村妇女，但代表了当地人民的意志。批评她的人同样掉进了西式民主的思维陷阱，以为举手与否最重要。
西方人对议会游戏规则的理解炉火纯青，却不了解中国人的政治运作，中国人的民主并不都是放在桌面上。中国人的“和谐”传统不喜欢你死我活的争吵。当然，这也会被一部分人批评为人治高于法治。但人治和法治的区分、政府和社会的对立，难道不是西方二元思维的一个病症？
中国两会由于疫情推迟了，但民主运作并不会停止，因为民主本来就在台下，就在人民的生活当中，以具有实效的方式运行着。新冠疫情期间，仅武汉一地就依纪问责处理近700名官员，涉局级干部至少10人，省长和省委书记也被撤职。同时火线提拔优秀干部数十人、火线发展党员10多人。而在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如此令人失望，却几乎没有官员被“民主”问责处理，唯一的“民主”表演似乎就是吵吵闹闹和问责中国。
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规模国家，政治要善于化繁为简，中国共产党总是提出最鲜明简洁的目标。例如《决定》强调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在抵御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强调“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1位”，人民利益至上，这就是中国民主根本纲领的表达。在西方，疫情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美国总统竟然说出“没有呼吸机，但这就是生活啊”，英国一些养老院里的老人竟然被要求签订自愿放弃救护的协议，这些都是令全世界“普世价值”支持者痛心的事情。我相信很多西方朋友会因此而思考：这样的民主意义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