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从三个方面讲自己的对中国道路研究的看法：第一个方面讲研究中国要力求做到全面准确，防止研究中的主观片面性；第二个方面讲研究中国的复杂性；第三个方面讲自己关于研究中国的基本思路。

今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日子，我想复旦中国研究院成立的重要性可能五年、十年以后可能会看得更明显一点。作为这个研究院的成员，我今天从三个方面讲讲自己的对中国道路研究的看法。第一个方面讲讲研究中国要力求做到全面准确，防止研究中的主观片面性；第二个方面讲讲研究中国的复杂性；第三个方面讲讲自己关于研究中国的基本思路。

第一，认识自己并非易事。我们研究中国，是中国人从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国，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一个认识，但人认识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比认识别人还难一点。苏格拉底认为认识自己很重要但也很困难，古希腊人把“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刻在了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的石柱上。人有的时候能够认识外部世界，但是未必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我们中国人今天研究我们中国，有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有语言上的优势、文化上的优势，我们对中国可能了解的很多方面比外部的世界更多，但是也可能有我们自己的误区，有自己的主观片面性。那么怎么跳出我们主观上的限定和误区？既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研究中国，也站在世界的立场上研究中国，既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各个局部和具体的领域，也要掌握中国的全貌，这可能是个比较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中国比研究美国、研究英国、法国可能还更难一点，因为要特别防止主观片面性，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复杂性。

第二，中国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从字面上讲，中国研究院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讲起来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中国人研究中国应当是驾轻就熟，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从表面上看，中国研究院类似于我们大学里面的美国所、欧洲所这样的学科，美国所以美国为研究对象，欧洲所以欧洲为研究对象，那么，我们中国研究院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是，与其它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相比，以中国研究为对象的复杂性要大的多，我想这个复杂性有以下三点：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规模太大，太复杂，将近14亿的人口超过了整个欧美国家的总和，这么一个巨大的数量人口，要对这个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确实是难度很大，所以中国社会人口的规模决定了这个研究学科的复杂性。

其次，中国悠久的历史也决定了研究中国的复杂性。中国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肯定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文明，是世界上持续发展最悠久的文明。当年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兴起很早，但是它们很早已经中断了，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持续不断的文明唯有中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当代中国需要梳理清楚今天的中国是怎么一步一步从古代发展过来的。中国历史悠久性的特征决定了研究中国的复杂性，这是讲历史的复杂性。

此外，中国巨大的地理环境差异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中国的复杂性。大家可能知道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36年在中国地图上画了一条直线，从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这条线叫做爱辉--腾冲线或胡焕庸线，根据这条线的划分，中国东南部36%的土地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而西北部64%的广袤地区却人烟稀少，仅居住有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胡焕庸线呈现出的中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在今天仍未改变。中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大约在国土43%的东南一带居住了94%的人口，这个数据说明了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的沿海和内地、东部和中部、西部的差别很大。由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中国的研究需要下很大功夫，这跟研究一般小国家完全不一样。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具有中国的这种不平衡性，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东部的纽约州差别就很小，但在中国，上海和中西部的差别就很大。这就是说，中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别和社会发展的极不平衡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我们的研究要防止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不能以某一个局部或某一个点来概括中国。

要而言之，以上三点，一个是人口规模，一个是历史悠久，一个是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三点决定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中国，要真正把中国研究透是不容易的，这是我讲的第二点，中国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

第三个方面我着重讲讲自己对中国研究的基本思路，谈一点自己个人的想法。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成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不是象牙塔里面的研究，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当下现实的中国，但是如何界定当下的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倾向于用四个字来界定当代中国，这就是“古今中外”，我把当代中国看做是一个古今中外的汇合。

要读懂当代中国需要纵、横两个视角，纵向的视角即历史的视角，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古代的中国发展过来的，要理解当代中国就需要理解历史的中国，因为“无古不成今”。

另一个读懂中国的视角是横向的，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古代中国的简单延续，而是在历史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特别是近100多年来中西文化的相互冲突和融汇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所以当下的中国既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元素，也包含了大量西方的元素，这样纵横两方面的汇合构成了今天的中国。

下面我把读懂中国的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具体地解释一下：

我们今天讲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有两个特征：第一，中国的道路是指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我们中国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特征。但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道路，更不同于苏联东欧当年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一般理解为，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从西方学习和引进大量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机制，所以，市场经济也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特征。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一个社会主义，二者构成了我们今天中国道路的两个根本性特征，对于这两个特征，人们一般很容易认为是来自外部世界。

先看社会主义这个特征，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既不是理论的发源地也不是制度的发源地。通常我们讲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两个来源，理论来源是欧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制度来源是苏联在1917年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新文化运动中传入中国的。从历史的线索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原创于中国本土，而是从欧洲进入中国的。

再来看市场经济这个因素，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市场机制，基本上被看成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现代市场机制。中国现代企业的基本构架和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包括资本市场、会计和审计、银行保险等等，很多方面都是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

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和市场机制好像都是从外部输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却没有人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进入中国之后能够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为什么今天社会主义在它的发源地欧洲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中国却显得生机勃勃，极富生命力？这个现象怎么解释？社会主义中国能够这样发展，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个历史渊源在哪里？要把它讲清楚，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样，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蓬勃发展？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市场机制，为什么说苏联失败了？东欧失败了？为什么市场经济进入中国之后能够发展得这么迅速？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多，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表现得特别优秀？这跟中国的传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实际上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是世界上是最早确立了大规模土地个人所有制的国家，也是最早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国家。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确立了土地的个人所有制，在秦汉就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而欧洲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十七世纪以前都还处于封建领主制度下，土地不属于个人，也不可以自由买卖。这种封建土地制度虽是一种私有制，但却不是一种可以自由流转的个人私有制，而且欧洲各国由于封建割据，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商品市场。但在中国，由于土地的个人所有制和全国统一商品市场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民间社会有着极强的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旦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马上就能够激活中国社会原有的历史基因---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中国人是最具有市场意识的国民，这是中国的历史基因决定的。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样如此，正是因为中国在古代就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有了比较彻底和完整的土地私有制，而商品经济和土地私有制的弊端反过来催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土地兼并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弊端又迫使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不得不创造出很多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在一个土地私有制发达、商品经济兴盛的社会，政府怎么来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政府怎么来干预市场，中国历朝历代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对于物价的控制，对灾难的救济，政府怎么运用市场的价值规律来防止物价的波动造成的民生问题？中国的历史中有非常丰富的东西值得研究。这是我讲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道路的特点，今天的中国是从过去而来，今天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厚历史渊源和强大的历史基因。

下面再从横向的视角讲讲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中学和西学是什么关系？我个人认为以“中学为体”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是有道理的。中国人不可能不以中学为体，中国人怎么可能做到不以中学为体？事实上没人可以做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基因决定了只能以中学为体，但是“西学为用”是错误的，因为体用不可分。

如果以中学为体，但又摈弃“西学为用”，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对待西学呢？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中学为体”的这个“中学”看成是一个凝固不变的东西，而应当看作是一个流动和变化的东西。我强调以“中学为本”或以“中学为体”，是强调这个“本”或“体”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发展与演变。中国从西周到秦汉就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西周制度与秦汉形成的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然后从秦汉到清代的1840年，中国的根本制度没有变化。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晚清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再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共完成现代建国，再到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这个改革开放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国的“中学”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我们今天的“中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大量的西学的因素。

我们通常讲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但对于传统中学来说，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概念基本是来自于西方。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根本制度，在本质上已经包含了大量的西学元素。我们今天使用的白话文语言包含了大量来自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今天的“中学”跟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成为今天“中学”的本质性内容。今天讲中国道路，就是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就需要把中学和西学进行综合，具体说来就是应当“化西学为中学”。

历史上，“化西学为中学”做得最成功的是毛泽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完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国化。到了1949年共产党执政，特别是到了1956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制度的根基和核心。从那以后，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舶来品，而是已经内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成为“中学”中最具本质性的东西。

基于上述原因，我想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应当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西学，仍然应当是“化西学为中学”。在当今时代以及未来，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不能照搬西学，我们是要把西学中的精华化为我们中学的一个部分，用它来解决我们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以“中学为体”，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总的说来，“中学”这个概念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我们研究中国，需要有纵横两个视角，一个是古今线索，一个是中西线索，而这两个线索交汇于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实际上是古今中外不同方面元素的综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在内容上非常丰富，里面既涉及到历史的传统也涉及到西方的文化，这就是我讲的研究中国的一个基本思路，谢谢大家。

提问：第一个问题想问寒竹老师，刚才我听到陈玉刚老师说，西方的话语体系解释不了自己面临的问题，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也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我们要走出西方的权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您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幅员辽阔，我们中国的研究院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话语体系能够解释和预测自己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案又怎么能够保证解决我们中国如此复杂的问题。

寒竹：我简单回答几句。中国人解释和预测自己，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但要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首先要读懂中国，解释中国，这里有两个坐标。第一，历史的坐标，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发展而来，这是读懂中国的历史坐标；第二，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传统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包含了相当多的西方元素在中国里面，这是读懂中国和解释中国的横向坐标。刚才你提到怎样看待西方的话语体系，我想，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知识理念，但是不能够照搬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主张“以中学为本，化西学为中学”。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学习西方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可能生搬硬套，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但是必须把这些西学中有价值的东西跟中国本土的东西融汇贯通，化西学为中学，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是我的回答。

                                     （编校：上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