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评章永乐《万国竞争》

傅正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摘要】既往的康有为“海外游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政治思想内部，分别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批判康有为由此从进步转向保守；另一种则截然相反，认为保守化的康有为反而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三种观点则意在突破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法，指出彼时康有为的核心思路仍与戊戌时期一脉相承。对此，章永乐的《万国竞争》一书另辟蹊径，提出研究康氏“海外游记”更应该参照世界史，尤其是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史，唯此才能发掘康氏许多政治思想的现实来源。维也纳体系始建于绝对主义王权的集体复辟，其成功的范例不是共和制，而是强有力的君主立宪制。康氏会通过近距离观察欧洲强化其君主立宪主张并不奇怪，真正的问题在于康有为不了解俄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更不清楚俄国国内深刻的社会矛盾与正在孕育的巨大变革，因而始终不曾看到，代表人民意志的未来君主到底在何处。

【关键词】维也纳体系；君主立宪；大国协调；国家有机体；地缘政治

鲁迅先生在 1934年 8月曾有一个经典论断：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1)

严复、康有为曾经是鼓吹维新变法的好手，他们后来一个成为杨度筹安会的成员，一个积极参与张勋复辟；章太炎曾经是杰出的革命思想家，后来却参加皖系军阀孙传芳的投壶礼。这些人在清末都是引领时代进步的人物，又都渐次站到了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或者说时代潮流很快就把他们抛到了后面。由进步到保守，从舞台中心到舞台边缘，它长期以来成为近代史领域的主流叙事。以下两个问题可能更有助于人们了解这种主流叙事的真面貌：康有为的这种转变始于何时？转向保守的康有为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吗？

一、流亡海外与转向保守

1904年6月15日夜，流亡海外已经五年半的康有为行抵意大利城市布林迪西，开始了他第一次欧洲之旅，至当年11月3日自英国利物浦返回加拿大，计四个半月。此后康氏又多次出游欧洲，直到1913年12月他返回故里，正式结束了流亡生涯。可以说，海外流亡构成了这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欧洲考察又构成了他海外生涯的关键经历。康有为在此期间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成为学界研究其思想转变不可或缺的史料。钱穆便指出，康氏在戊戌时期还激烈地主张“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则长素主张变法之极端激昂，居可见矣”。不想出走海外一番，却突然保守起来：乃自戊戌出亡，辛亥归国，而其思想乃以极端守旧闻。(2)

流亡经历构成了康有为思想前后两期的分界线，之前称为“全变”“速变”，思想激进，堪称进步；分界线之后反对民主，恐惧革命，无疑显得保守落后。钟叔河先生便直言，《欧洲十一国游记》“是康有为已经走上歧途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从追求真理到走向谬误的悲剧”。(3)

究康氏经学主张而论。按照《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逻辑，荀子传孔子小康之道， 孟子传孔子大同之道；荀子“隆礼乐而杀诗书”，说的都是文武周公那套后王时代的等级秩序。孟子的“民贵君轻”，首要提倡尧舜禅让的先王公天下之道。一者君主专制，一者自由民主。刘歆之恶在于以小康之道掩盖大同之道，使人们误以为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代，孔子正传遂两千年不见天日。因此中国历史总脱不开汉唐明清朝代更替、治乱循环，终不能更进一步。

准此而论，自由民主所代表的大同之道要远远优于君主制度所代表的小康之道。中国如欲超越传统王朝治乱更替的模式，就必须回归孔子的大同之道。戊戌时期，其弟子梁启超就据此联合谭嗣同、夏曾佑发动“排荀运动”，以彻底打击两千年经学正统，彰显孔子学说“全变”“速变”的道理。甚至根据这个逻辑，中国囿于小康之道，而西方能跳出治乱循环，比中国更接近于孔子的本意。是故西方才是真华夏，中国反而沦为新夷狄，“全盘西化”殆属“夷狄进至于爵”无疑。

但自从游历欧洲之后，康有为就转而严厉批判西方民主制度，试图代之以“物质救国”“理财救国”，俨然小康之道远比大同之道更能解中国的当务之急。前后转变判若两人。这个转变使得康有为在民国共和体制下非常不合时宜，有学者甚至将他目为清朝遗老，与郑孝胥、劳乃宣、罗振玉之流同列。(4)但另一方面，民初政治乱象反而使康有为对民国的批判引人注目， 始终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

概而言之，这些讨论大体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应该如何评价康有为后期思想？他后期思想有何特殊价值？汪荣祖先生曾预言：

今日不再以革命为国策，坚持以改革为国策，乃是经过检验后的必然实践。康有为的渐进改革思想也应该重新评估肯定。(5)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全面市场化改革以来，“告别革命”的呼声甚嚣尘上，保守主义不复为时人诟病，有时还显得十分光荣。对康有为后期思想的评价就不再只是“拉车屁股向后”，而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

这个趋势清晰地反映在学界近十年来的研究上。例如朱忆天教授就着重发掘了康有为“欧洲游记”中包含的“文明移植论”和“物质救国论”。如朱教授所言：

这种构思，可看作是康有为在新世纪降临之初对自身在变法运动期间理论构想的一种反省和回应，这种认识，较他之前的思想，更多了一份清醒的现实感，也是其变法运动时期“会通论”思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和进化。(6)

可以看出，康有为的政治观念虽前后有别，但并不矛盾，倒毋宁说他此时深化发展了戊戌时期的思想。比如康氏前期力主由中央强制推动“大变”“全变”“速变”，逼迫地方改革；后期却强调发挥地方的能动性，以局部的发展带动全国的改变。

亡命后的康有为，反省变法运动失败的教训，通过提出“地方自治”论，修正自己的改革路线，另辟新路，摸索中国的改革之途。从这点来看，逃亡海外后的康有为，绝非思想顽固保守，而是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前列，具有相当的可塑性。(7)

须知康氏“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废省论”，自治单位不是各省督抚，而是乡邑士绅。所谓“地方自治”其实包含了中央集权，或者说是对中央集权的有益补充。他前期后期的思想只有策略上的不同，并无实质上的差别。

朱忆天教授的论点无疑十分审慎公允，如果说他着重强调康有为前后思想的一致性，那么许多学者就过度在意康氏后期思想的优越性了。如有学者竟称：

是以君主得专制其民，犹家长、宗子得专制于其家、其族，孰曰非宜哉！

……君之体恤民情，犹父母之慈爱子女，皆出自然。父母或有偏爱之弊，然鲜有自私其身，而

爱子女者，至于防范乃至背叛其子女，则未曾有也。今之政府则不然，上下之贪腐，自为常事，至于政府被指为叛国，虽为笑柄，然犹奴仆之背主，亦未足深怪也已。(8)

仿佛康有为奔走复辟、鼓吹孔教是因为深刻体察到了政府之于民众犹如父母之于子女，这些反潮流举动非但不该批判，反而值得赞扬。诚所谓“康氏汲汲以建立孔教自任者，盖以风俗人心不可须臾离乎此也”。(9)并提出，由此看来，近代革命道路是一条歧途，以至最终酿成“文革”惨剧，改革开放像是回到了康有为“告别革命”的道路上去，康氏俨然成为改革开放的先知。(10)

如此思出其位的说法并不多见。许多学者在强调康氏后期保守思想的价值时，较为谨慎。例如提到康氏孔教之举，干春松教授坦承，“我愿意接受在‘文明’含义上来定义公民宗教，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儒教发展方向”。(11)康有为此举虽然不合时宜，但他正确地看到了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不能没有自己的公民宗教。然而问题是，这种孔子一神教到底是公民宗教还是人类宗教？卢梭说得很清楚：

当我说一个基督教的共和国时，我已经是错了；因为这两个名词是相互排斥的。(12)

公民宗教崇拜的是民族国家的“神祇”，而基督教等人类宗教追求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价值，两者冰炭难容。康有为的孔教从教义到仪式处处模仿美国基督新教，它能是公民宗教吗？ 与康有为的孔教相比，章太炎的国粹更接近公民宗教。二者的区别或如汪荣祖所言，乃是普遍主义一元论与民族主义多元论的对峙。(13)其实干春松教授本人也发现，“康有为在保国之急务面前，始终没有放弃对于普遍主义问题的思考”。(14)说康有为的孔教有公民宗教的意义， 恐怕很难成立。倘若孔教不能是民族的，而只能是世界的，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又当如何评价与之密切相关的“虚君共和论”？

以上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相关讨论。第二，康有为思想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朱忆天教授曾有过简短的总结：

伴随着对西洋近代文明的“失望”，康有为更倾向于从中华文明的深处来寻觅中国新的活路， 这种“ 传统文化的回归”，必然暗藏着这样一个前提——中华文明在精神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15)

对于西方文明的失望在康有为的“欧洲游记”中并不乏见，他完全可能因这种失望反过来发现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但又如朱教授所见，康氏一方面宣扬“文明移植”，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张力构成了康氏后期思想的多重面向。

上述关于康有为思想转向的解释无疑符合人之常情，后来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遵循着同样的逻辑。为了证明这一人之常情，有学者不惜撰写专题论文，通篇借用所谓“东方学” 的术语，发明了一套“西方学”出来。大抵不仅西方人会把东方作为“他者”的想象，东方人也会把西方作为“他者”的想象，所谓“西方”遂成为东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建构、自我书写的方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所以在游历西方之后转向保守，是因为这套“西方学” 破灭了。或者说“所见西方”与“所闻西方”存在巨大落差，才使彼辈回归东方。总之，百闻不如一见，希望越大失望越大。(16)

本文不敢妄疑“西方学”的合理性，但这样简单的道理大可不必专文论证。更何况“东方学” 意在揭露西方人的殖民主义心态，东方历史上有殖民西方乎？倘若康有为后期保守的原因仅止于此，一笔带过即可，似乎没有必要胡乱攀缘，拉扯上萨义德。

对此，张翔曾十分准确地指出，“欧洲游记”不是康有为转向保守的因，而是他转向保守的果。康氏也不是对所有西方国家都“想象幻灭”，而只是对法兰西这样的共和国“想象幻灭”，至于对英国、德国这些君主立宪国则非但没有幻灭，看法反而愈加牢固。这哪里是什么东方人想象“他者”的问题，分明是康氏选择性记忆的问题。

1899年，梁启超、欧榘甲等康门弟子心向革命共和，曾劝康有为退休，引发康氏强烈不满。康氏游记的一大功能就是彰显“君主立宪之善”与“民主共和之恶”。因此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了解西方文明，在于其包含了康有为的理想政治设计，更在于康氏要通过它打击各省自立的主张。由此可见，宣扬君主的重要性，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才是游记的重中之重。(17)

总而言之，康有为“欧洲游记”表面观照西方，实则中国，中国内政与欧洲外交须臾难离。“君主立宪论”“物质救国论”“孔教论”“废省论”“虚君共和论”构成了康有为后期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君主立宪”是纲，“物质救国”“孔教”“废省”是目，而“虚君共和” 则是“君主立宪论”在民元以后的变体。

二、康有为研究的新思路

综观上述研究，观点鲜明，论证充分，对于康有为后期政治思想的把握不可不谓发人深省。但稍显遗憾的是，多数讨论集中于康氏的内政改革主张，而对其国际政治思想的发掘仍嫌不足。此时康有为身处海外，“欧洲游记”毕竟首先是对西方国家的近距离观察，倘若撇开国际政治，又何以凸显这些史料的特殊之处？

长久以来，近代史研究总脱不去激进/保守的叙事框架。譬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辄言“告别五四”“告别政治浪漫主义”“回归保守主义传统”。究其实相，仍与改革开放前的史学抱有同样的逻辑：预设一以贯之的激进革命传统，又预设一以贯之的保守改良传统，整部近代史不过是两条传统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过程。所异者，惟褒贬正相反耳。革命史学认为激进革命才是现代价值，保守改良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形成；保守主义史学认定渐进改良才是现代价值，激进革命打断了平稳的现代化道路。(18)上述对康有为后期思想的两极化评价，正好反映出这一弊病。

马克思曾指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只依据抽象的传统/现代标准，而要考虑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对于国家政治的评价也不能只看抽象的经济、军事指标，更应考虑它所处的国际关系。某一国家对于国际关系的价值判断往往比其自身实力更能影响它的国际地位。诚如约翰·伯顿（John W. Burton）所言：

越南战争和伊朗事件的震撼，美国在控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上以及在控制中美洲和其他地区富于压迫性的权贵的行为上所表现的无能，都使得这种观点更具说服力。权力是有限的， 当有其自身的利益要追求时，当大国又很重视与这些小国的关系时，大国就成了软弱无力的巨人。(20)

不过国家毕竟不同于个人，它的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取向的利益集团组成。国内各个集团的博弈斗争完全可能反过来制约国家实力的运用，伯顿接着指出：

这种被忽略的东西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最初的那种传统设想是虚妄的。它认为国际关系可以作为一门孤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国内政治则属于国内司法问题。(21)

徐国琦教授曾呼吁学界：“要理解一战对中国的意义，学者必须打破藩篱，对内政外交以及社会与国际关系都要涉猎，否则即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误。”(22)何止欧战如此？深入思考近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变迁都需要学者打破藩篱，兼顾内政与外交、中国与世界这两个方面。康有为的海外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让我们思考，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康氏看待世界政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距离接触西方列强又如何反作用于他对国内局势做出判断？要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扩大视野、改变思路，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把康有为的个人经历和维也纳体系的崩溃结合起来。这正是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一书的独特价值。

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康有为的许多‘保皇’举措的实际效果是弱化了清廷的正当性。”(23)换句话说，从历史效果看，康有为非但不是辛亥革命的对手，反而还是辛亥革命的功臣。例如1902年12月，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曾亲授机宜：

若于一二年内厚蓄财力，将来各省遍设报馆，数年之后，公理日明，游学日众，学堂日开， 于时火药已有伏基，乃为报馆作线燃之，吾保一年之后全国必皆变动。(24)

心领神会的梁氏后来联合杨度，通过报馆制造舆论压力，倒逼清廷“速开国会”。在促成清王朝内部崩解的道路上，康党与有功焉。

总之，历史现象纷繁复杂，激进的意愿可能造成保守的效果，保守的初衷也可能促成激进的结局，这岂是简单的政治标签能够一网打尽的？正如作者所言，“将康有为塑造成为一个‘保守主义大师’的努力，面临着重重障碍”。(25)然而撇开“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之类的标准，我们又将如何评判康有为呢？

作者另辟蹊径，指出海外流亡构成了康有为一生中的“纵横家时刻”。(26)既要评定纵横家， 就不能不看他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是否准确。毫不夸张地说，“纵横家康有为”的独特视角为我们开辟了一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思路——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下考察内政改革，透过内政改革反观国际关系。这无疑是本书最具有创见的地方。

其实《万国竞争》的两篇“序言”正是这一创见的缩影：“丁序”在中国思想史的层面上梳理康有为的研究现状；“殷序”则通过维也纳体系的变迁勾勒出康氏身处的世界历史背景。前者侧重中国，后者侧重世界，诚可谓相得益彰。

据此，我们提出下面的问题便顺理成章：作为舞台背景的维也纳体系在世纪之交会出现什么变化？康有为又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三、维也纳体系的衰变

按照《万国竞争》的描述，自19世纪后期，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维也纳体系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出现在维也纳体系的外部。须知欧洲的和平恰恰是以外部世界的离乱为条件， 列强一方面在欧洲保持权力均衡，谁也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却在外部抓紧抢占殖民地， 以备在可能到来的战争中取得优势。诚如作者章永乐所言：

列强在欧洲本土通过一套形式上平等的规则相互交往，通过复杂的协调机制来避免冲突。但在面对非西方国家的时候，列强的目标是尽可能将后者纳入自身统辖的殖民帝国。(27)

这就像后来的雅尔塔体系，美苏双方在欧洲保持和平的同时，又在第三世界抓紧争夺势力范围。欧洲均势的另外一面就是第三世界的边缘战争或代理人战争。体系内部的和平与体系外部的战乱冲突相互依托、互为表里。

但这种内外之间的微妙平衡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国际法本来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内部法律，但随着殖民地的扩张，它被带到了欧洲以外的世界。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广大亚非拉地区也开始进入了国际法体系，国际法不再局限于协调欧洲的内部事务，它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性。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ferences）基本还是欧洲国家的天下，但到了 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已经出现了大量美洲与亚洲的参与者。国际法的“欧洲性” 正在逐渐消退。(28)

换句话说，这种主权国家意识将成为20世纪初期“亚洲觉醒”的重要精神根基。正如殷之光所论：“维也纳体系的命运，甚至直接受到殖民地独立以及欧洲列强对这类独立运动回应的影响。”(29)

身处维也纳体系外部的康有为从何时起与该体系发生了直接关联？1874年3月15日，法国政府与越南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该条约规定：

第二条：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阁下，面对一切外国，不论哪一个外国，承认安南王的主权和他的完全独立……

第三条：为对此保护表示感谢，安南王陛下约定使他的对外政策适应法国的对外政策，并且丝毫不变更他现有的外交关系。(30)

这些自相矛盾的条款成为反映维也纳体系悖谬的典型案例。第二条无疑运用了欧洲公法的平等主权原则，但第三条说“越南的对外政策适应法国的对外政策”，又明显体现了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保护权。独立主权与殖民地占有两条截然对立的国际法原则，竟然同时出现在中国周边！

更重要的是，第三条一方面宣布越南适应法国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同意越南“丝毫不变更他现有的外交关系”，那么它与中国的传统朝贡关系将如何处理？(31)后来中法战争的实质既是东亚朝贡体系与欧洲主权原则之间的对立，又是东亚朝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对立。1884年正月，两国爆发军事冲突。左宗棠急命前任广西布政使司康国器出面筹集军饷，孰料康氏筹饷不成，却死在任上。康有为自称这位从叔祖在临终前对他说：“吾病殆不起，惟受国厚恩，委之筹饷而未成也，为可恨耳！”(32)年轻的康有为应该不知道中法战争背后的利害关系，但国仇家恨足以使他立下先王经世之学的志向。毫不夸张地说，维也纳体系的冲击乃是康有为关注政治的起点。

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已经从西方传教士那里获得了粗略的国际法知识，这成为他主张改革的依据。正如佐藤慎一所说：

变法派认为，以西方各国的入侵为契机，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体系转换。借用康有为的话来说，这种转换是不可逆地从“一统垂裳”的世界转换为“列国并立”的世界。(33)

此时的康有为不会想到，类似的救亡举动将会成为颠覆维也纳体系的重要动力之一。

以上是外部环境变化对于维也纳体系造成的影响，第二个变化来自体系内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维也纳体系的支柱是英俄均势，欧洲大陆的破碎状态最有利于这种均势。1871年德国统一，并很快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和军事强国，传统海权与陆权的均势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了。这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内部必将出现权力关系重组。(34)

1943年，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曾这样回忆英国人对普法战争的最初反映：

英国人为之震惊，他们的精神上仍沉浸在特拉法尔加的伟大胜利和拿破仑自莫斯科溃败的振奋之中。但是直到数年以后，色当事件的全部影响才为人们所认知。(35)

正是“特拉法尔加的伟大胜利和拿破仑自莫斯科溃败”，粉碎了法国统一欧洲的梦想，开启了维也纳体系。麦金德不啻于暗示，德国统一与法国大革命具有类似的地缘政治效果，欧洲俨然回到了前维也纳体系时代，英俄两国将再度联手打消任何统一欧洲的念头。

康有为也许不知道欧洲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化，但他不可能不去关注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他这样评价俾斯麦：

俾士麦生当法国革命之世，全欧披靡，而德人尤感动之。革命之说烈于风火，不谈几不容于世。而俾士麦不少畏众咻，独持尊君权之说于举世不为之日，且俾是时亦未得君也，而能百折不挠，尤可异哉！(36)

在他眼里，德国的崛起是君主立宪优越性的最好证明，法德对立的本质是共和与君宪两种体制的对立。作者章永乐提醒我们：

康有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下，其中君主制是标配，共和制反而是例外。……

放在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里，康有为反对共和制、主张君主立宪，其实是一种相当主流的立场。”(37)

如殷之光所说：“作为一种欧洲保守主义政治的创造物，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一场绝对主义（Absolutism）国家在欧洲国际层面上进行的集体复辟。……是欧洲国家在大革命之后寻找到的自卫机制。”(38)作为防卫民主革命的自卫机制，维也纳体系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君主制。想要迎合维也纳体系的康有为怎么会不重视君主制？奉君主制为正统，斥民主制为异端，不仅是康有为个人的看法，更是维也纳体系的初衷。

这里隐然包含了对两种意见的批评。一种意见认定康有为是逆时代潮流的代表，却不察当时的潮流就是君主制，康氏不是先知，如何能预见未来的时代主流？另一种意见看似截然相反， 实则殊无二致，它反过来赞扬康氏的君主立宪主张是不刊之论，仿佛只要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然而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拿维也纳体系的标准裁断后维也纳体系时代的事情，公允乎？

四、两种主权论的分别

康有为宣扬君主立宪的理论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维也纳体系的“自卫机制”。例如1910年10月，葡萄牙爆发革命，澳门竖起了共和派的旗帜。康有为当即上书军机大臣毓朗，提议出兵收复澳门。在他看来，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由两国君主签订，共和派反对葡萄牙君主，就是攻击中国的友邦，“吾君主国也，岂宜奖翼篡乱？”此时出兵代葡君管理澳门合情合理，“行文万国，谓葡君返国复位，即将澳门归还”。(39)这个例子反映出康有为应当了解过维也纳体系下的干预原则，正如作者所说：

当然，在1910年，欧洲列强的王朝正统主义相比于一百年前已经大大削弱，康有为使用的政治修辞，体现出他对维也纳体系鼎盛时期的深刻印象。(40)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进行推论：中国君主可以借“协助友邦，剿灭乱党”的名义占领友邦控制的地区，友邦君主岂不能借“协助友邦，剿灭乱党”的名义控制中国？用其弟子梁启超的话说：“民皆蚩蚩，伏莽遍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户窃号，莫能统一，徒鱼肉吾民；而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41)

进而言之，维也纳体系下的共和革命往往兼具民族独立的色彩。或者说，共和革命往往伴随着传统帝国的瓦解。中国的“排满革命”就是清帝国治下的汉民族独立运动，康氏的论敌章太炎就明确指出：“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42)届时革命军起，或言民主共和，则“新广东”“新湖南”纷纷自立；或曰民族独立，则汉、回、蒙、藏统统脱离。梁启超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

反观君主立宪，既能免去列强干涉的口实，又能最大限度地统合各民族各督抚，实在是较为稳妥的方法。康有为总结德国崛起有三大要素：至高无上的君主、强大的军事实力、推动国家统一的坚强意志。如他所说：

俾士麦独倡尊王以收大权，主铁血以振兵力，决统一以收列国；三者一贯行之而不能缺，卒能排奥胜法，而收日耳曼诸侯合为一国，战事乃已，生民乐业。国势蒸蒸。(43)

三者之中，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前提，没有象征大一统的君主，就不会有凝聚德意志民族的旗帜，更不会有中央集权。

大抵在康有为看来，法德矛盾的本质就是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两种国体之间的矛盾：

呜呼！不深入法境者，岂知自由之害一至于此？故法之美观者，实只巴黎一都而已。观德、法盛衰之殊，为政者可以鉴矣！(44)

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四战之地、虎狼环伺，情势凶险过于中国，资源人口又不若中国，尚有此成就。一旦中国奉行德国体制，前途岂可限量？

吾国之变法也，苟勿误歧途，折中损益千百国而采其尤效者，以吾土地之大，人民之多，十倍于德，然则致效之速且大，尚可逾于强德，而何有于他国欤？(45)

从主权原则上看，法国是民主制，主权者是全体国民，德国是君主制，主权者是帝国君主。在2011年出版的《旧邦新造》一书中，作者章永乐就专门讨论过康有为的“主权在国”构想及其与“主权在民”的区别。根据李庆芳的描述，两者的差别体现在：“第一，就行政与立法关系而言，前者重行政，后者重立法；第二，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前者重中央集权，后者重地方自治。”简言之，“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主张‘主权在国’，而国民党则力主‘主权在民’”。进步党重政府，国民党重议会。(46)

不难发现，作者在《万国竞争》中进一步追溯了康有为“主权在国”思想的晚清源头。用康有为的话说：

法初选举时，天赋人权之说盛，则以民为主。继而德争霸于国竞之时，则以国为重；今各国从之，盖时宜也。(47)

就学理而言，革命派“主权在民”依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改良派“主权在国”依据斯宾塞、伯伦知理的有机体论。(48)时至1914年，严复撰文《〈民约〉评议》就依据国家有机体论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批判。例如针对卢梭的“人人生而自由”，严复痛斥道：

先生休矣，吾与汝皆奴隶也！缧绁鞭策，莫之或逃，逃且于其人大不利。特其事皆施于无形，而受者不自觉耳。(49)

按照契约论，人人生而自由，国家是人们自由立约的产物，原则上每个人都有权退出契约。有机体论则认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如细胞之于生物整体，哪里有什么天然自由可言？脱离了生物体的细胞还能存活吗？

尽管完全搞反了卢梭和斯宾塞的意思，但严复的论说无疑反映了当时的主流学术分野。(50)清末，革命派主张契约论，改良派主张有机体论；民初，国民党主张契约论，进步党主张有机体论。既然康有为等人认定国家如生物有机体，那么在当时的语境下就不能缺少君主这个头颅。

五、国家有机体的五个要件

综之《万国竞争》一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大体上概括出了构成国家有机体的五个要件。第一，要有强有力的君主。康有为盛赞威廉二世是不世出的英明领袖，“威廉之才，诚英绝冠大地者也”。(51)甚至连威廉二世罢黜俾斯麦这种饱受后世史家诟病的事情，在康有为笔下都绘声绘色，如章永乐所论：“这段文字描写充满传奇色彩，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读者还能感觉到作者笔触中蕴含的快意。”(52)

康有为看到，传统君主比共和国总统或总理至少多出了两个整合政治资源的工具。首先，君主可以颁发“世爵”笼络臣下，“君主国荣典的要义，就在于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而这是讲究平等的共和国难以接受的”。其次，臣民效忠的对象十分具体，“君主制将效忠集中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去，非常直观，可以避免效忠对象的抽象性所导致的纷争”。(53)

总而言之，高高在上的君主能够维系社会基本团结，国家不至于因为各利益集团争夺最高权力而分崩离析。正如作者所言，“立宪君主占据备受尊荣的位置，使得其他政治精英只能够去争夺有实权但缺乏尊荣的首相，从而降低了政治竞争的烈度”。(54)政治稳定是君主制最大的优越性。

第二，需要有序运转的议会。1888年12月初，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前就询问曾纪泽西方议会的运行状况，大抵此时康氏对于议会作用的理解还局限于“下情能达”。但游历奥匈帝国之后，他改变了原先对于议会的看法：

一套形式上的立宪制度，未必能直接带来国家的兴盛，关键还是要进一步考察这套制度是否能够真正克服国内的离心力，带来国家的整合。(55)

反观德意志帝国的成功正在于此。康氏说道：“德之政权在联邦议院，其议长即以宰相充之，盖俾斯麦以开创垂统得之也。”联邦议会有普鲁士议员17人，巴伐利亚6人，萨克森、符腾堡各4人，巴登等大公国各3人，其余普通公国只有1到2人。普鲁士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席位，联邦议会不过是普鲁士掌控各邦的工具。“普人乃以美言收拾诸小邦议员，遂成多数， 而各王国以人少失权。于是宰相得常挟多数以号令各联邦，各联邦不得不从。”(56)

进而言之，德国议会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倘若没有议会，政情无法上通下达； 倘若放任议会，势必造成政治失序。如康有为所说，“盖国主无权，而数十党剧争，虽百万亿俾斯麦无所用其力”。(57)德国体制的奥妙就在君主可以临制议会，议会成为权力集中的工具， 而不是各党纷争的舞台。

第三，低限度的地方自治。前述张翔已经指出，康有为转向保守的直接原因，就是欧榘甲撰写《新广东》，鼓吹各省自治。康门弟子开路在前，革命党人蹑足在后，如神州国光社便借乡土教育之机策划出版十八行省教科书，培养民众的革命思想。正因如此，康有为在1912年提出“废省论”，主张乡邑自治。一方面要发挥各地方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地方势力尾大不掉。

第四，扩建基础设施，巩固金融主权，套用康有为的两本书名，即“物质救国论”与“理财救国论”。关于这条，章永乐指出：

推广铁路和无线电这样的基础设施，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国家内部的团结，抽掉军阀割据的物质基础；整顿金融秩序，维护银行信用，乃是为了防止掌权者滥用金融力量，扩张私人军队，更是防止列强在中国收买雇佣军，灭亡中国。(58)

第五，确立一个既立足于传统，又足以对抗基督教的新意识形态。汪晖教授指出：

晚清儒学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随着帝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边缘区域，儒学“万世法”同时沦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地方性知识”。(59)

在传统士大夫眼里，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儒家礼教就是天下的法则。近代西方坚船利炮和万国公法逼得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列国中的一员。面对来势汹汹的基督教，儒学不再具有普世意义，而只是某一地区的文化传统，甚至于它要迎合西方主流价值观才能说明自己足够“现代”。

康有为的孔教论无疑起源于“万国竞争”的基本现实，如章永乐所说：

尊崇孔教，是康有为克服民初意识形态碎片化的努力，他希望借助孔教的建构，为中国政治精英提供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共识，以克服政治伦理的混乱局面。(60)

孔教会与君主制互为表里，相互支持。但君主制在康有为那里是人类社会现阶段的普遍形式，岂止中国一地的国情？他又岂会安于将儒学作为“地方性知识”？

康氏既然认定大同之道是孔子正宗，则孔教就远远超出了民族国家范围，而具有普遍主义人类宗教的意义。“万国竞争”的现实形势与“人类大同”的历史目的始终构成了康氏学说的内在紧张，法家和佛道是他构筑今文学大厦的两根钢筋。(61)

“拾级而上，不可躐等”，康有为一再强调必须经由君主立宪才能达到民主共和，历史阶段论是他调处上述矛盾的不二法门。问题在于，君主制如何能够自动过渡到民主制呢？促使君主制发生改变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对此，康氏语焉不详。

六、结语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会感到康有为的“君主论”是一套逻辑自洽的学说，但历史已经证明它的错误。章永乐指出：

在民初两次重建君主制的尝试失败之后，重建君宪制的“时间窗口”已经关闭，在此背景下继续寻求君宪制的重建，就已经变成脱离时代条件的个人执念了。(62)

《万国竞争》不是为了论证康氏有理，恰恰是要分析康氏错在何处。

康有为游历欧洲，却唯独少了俄国。他没有看到俄国广阔的战略空间足以抵消德国发达的工业和军力。正如作者所说，“康有为最大的盲点就在于，他未能充分思考德国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德国政制内部的根本张力”。(63)德国的君主制度纵有千般好， 也不能掩盖它的根本缺陷：威廉二世赶走俾斯麦以后，德国就失去了防止君主滥用军事实力的安全阀。

早在欧战爆发之初，严复就预测，德国虽然在军工、教育、科技等方面十分发达，“乃不幸居于骄王之下，轻用其民，以与四五列强为战，而所奉之辞，又多漏义，不为人类之所通韪。…… 德皇即残比利时，即长驱以入巴黎，恐终亦无补于危败也”。(64)用本书作者的话说：“君主执政能力的欠缺，已经威胁到了德国的工业体系的成果。”(65)

失去了对俄国的思考，也就失去了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正确判断。这使得康有为过于迷信抽象的指标，而忽略了类似前引伯顿的提醒：国家强弱往往不在于实力指数的高低，而在于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并且一个国家内部结构的变化完全可能改变国际关系格局。

康有为十分厌恶俄国在1905、1917年的革命，当然无法看到“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的内部变革将会怎样撬动人类历史的进程。他是个君主论者，谈及“君主论”总不能不提马基雅维利。这位杰出的政治科学家在给美第奇家族的“献词”中说道：

……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深地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66)

马基雅维利比康有为更能够洞悉君主与人民的关系，君主的真正根基不是贵族，而是人民。理解了这点就把握了君主制转向民主制的历史动力。

很少有人能比马克思主义的斗士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更加清楚这个道理了，他曾经说过：

现代君主，作为神话–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现实人物或具体个人；它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成形。(67)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则如是评价马克思主义与马基雅维利的关联：

也许只有另一个思想体系能够通过它的拒绝、它的立场，得以接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把他从孤独中拯救出来：这就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的思想体系。(68)

康有为的最大问题不在于错误地评估了君主制的作用和功能，而在于他始终不曾看到，未来的君主只能是“先锋党”，而不是旧帝王。大清帝国的传统君主已如夕阳西下，一去不返；代表人民意志的现代君主却如旭日东升，活力四射。这一幅朝霞迎着晚霞的灿烂美景有如普希金的诗句：

为了不让黑暗的夜色，在金光灿烂的天际停留，早霞匆匆地接替晚霞，只给了夜晚半个钟头。(69)

本文注释：

(1)鲁迅：《趋时和复古》，载《花边文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2)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53页。

(3)钟叔河：《寻找真理的康有为》，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0、45页。

(4)参见林志宏著：《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5)汪荣祖著：《康章合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康章合论》脱胎于20世纪80年代的论文《康有为章炳麟合论》（《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6月），可以推断改革开放之初，汪荣祖就有此观点。

(6)朱忆天著：《迈向近代文明国家的探索——康有为后期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1页。

(7)同上，第125页。

(8)曾亦著：《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7页。

(9)同上，第245页。

(10)参见曾亦等：《张三世：当代中国的改良或改革问题——“回到康有为”系列讨论之二》，载《天府新论》2016年第6期。

(11)干春松著：《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2页。

(12)〔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 183页。

(13)参见汪荣祖：《康有为章炳麟合论》“结论”，《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上册，第168–170页。

(14)干春松著：《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从儒学分期看儒学的未来发展路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6页。

(15)朱忆天著：《迈向近代文明国家的探索》，第70页。

(16)参见曹颖龙：《晚清维新士人眼中的“西方”——以康、梁的欧美游记为中心》，载《全球史评论》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9–187页。

(17)张翔：《列国竞争、乡邑自治与中央集权——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 – 郡县”问题》，《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18)参见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19)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20)﹝澳﹞约翰·伯顿著：《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马学印、谭朝洁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页。

(21)同上，第4–5页。

(22)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载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23)章永乐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5页。

(24)丁文江、赵丰田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9页。

(25)章永乐著：《万国竞争》，2017年，第196页。

(26)同上，第24页。

(27)章永乐著：《万国竞争》，第11页。

(28)同上。

(29)殷之光：《多种普遍性的世界时刻：19世纪的全球史读法》，载章永乐：《万国竞争》“序言二”，第22–23页（序言页）。

(30)﹝法﹞高第：《一八七四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张雁深译，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80页。

(31)事实上，法方自己也承认上述矛盾，参见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7页。

(32)康有为：《诰授荣禄大夫广西布政使司护理巡抚康公事状》，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33)〔日〕佐藤慎一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34)章永乐著：《万国竞争》，2017年，第12页。

(35)〔英〕麦金德：《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载《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附录二”，王鼎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5页。

(36)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14页。

(37)章永乐著：《万国竞争》，2017年，第19页。

(38)殷之光：《多种普遍性的世界时刻》，《万国竞争》“序言二”，第22页（序言页）。

(29)康有为：《致毓朗书》，载《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169页。

(40)章永乐著：《万国竞争》，2017年，第20页。

(41)梁启超：《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页。

(42)章太炎：《排满平议》，载徐复点校：《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9页。

(43)康有为：《日耳曼沿革考》，载《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56页。

(44)康有为：《补法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69页。

(45)同上，第336页。

(46)章永乐著：《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84页。

(47)康有为：《国会选举案》，载《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03页。

(48)应当指出，在英国政治思想语境中，国家和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斯宾塞主张社会有机体，恰恰是要防止国家干预社会生活。但其主张到了中国，就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国家有机体”，与伯伦知理殊无二致了。参见傅正：《斯宾塞“社会有机体” 论与清季国家主义——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50页。

(49)严复：《〈民约〉评议》，载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6页。

(50)参见傅正：《两种自由，两种启蒙》，载《读书》2015年第9期，第12–22页。

(51)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4页。

(52)章永乐著：《万国竞争》，第87页。

(53)同上，第159–160页。

(54)同上，第146页。

(55)章永乐著：《万国竞争》，第116页。

(56)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45页。

(57)康有为：《补奥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384页。

(58)章永乐著：《万国竞争》，第155页。

(59)汪晖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41页。

(60)章永乐著：《万国竞争》，第157页。

(61)例如王锐就把康有为列于“近代中国的新法家思潮”的重要人物，指出“在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中，除了公羊学与西学的影响之外，应该还具有着不少的法家原素”。参见氏作：《近代中国新法家思潮略论》，载《学术论坛》，2011年第6期，第194页。

(62)章永乐著：《万国竞争》，第167页。

(63)同上，第98页。

(64)严复：《与熊纯如书之十七》，载《严复集》第3册，第616页。

(65)章永乐著：《万国竞争》，第98、102页。

(66)﹝意﹞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页。

(67)﹝意﹞葛兰西著：《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68)﹝法﹞阿尔都塞著：《马基雅维利的孤独》，陈越、严翔中译，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附录”，第121页。

(69)﹝俄﹞普希金：《铜骑士》，丁鲁译，顾蕴璞编选：《普希金精选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