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戊戌变法，我们在反思什么

吴新文、曹锦清、瞿骏、王锐、周展安、章永乐

整理人：林凌

2018年 9月 22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与《东方学刊》编辑部举办了“戊戌，中国与世界——纪念戊戌变法 120周年工作坊”，本文为会议讨论纪要。

吴新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刚才听了几位发言,觉得很精彩,也激发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戊戌变法过去120年了，我们今天讨论戊戌变法，究竟需要讨论什么？近年来围绕戊戌变法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很多历史事件的某些研究，给人的总体感觉是跳不出实证史学、翻案史学、后悔史学的窠臼，或陷入细枝末节，螺蛳壳里做道场，或热衷于颠覆主流，语不惊人死不休，或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一味苛求于前人。这种研究的结果，使历史变成一地鸡毛，很多重大问题越来越说不清楚了。迄今为止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路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史观出发，把戊戌变法定位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并从中揭示中国从改良到革命的历史轨迹和历史必然性；二是从新启蒙主义的现代化史观出发，或者从新保守主义的文明史观出发，告别革命史观叙事，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复杂关系中重新定位戊戌变法。借用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如果把第一种路向看作是“正”，第二种路线看作是“反”，那么在戊戌变法过去120年、新中国成立近70年后的今天，对戊戌变法的讨论应该进入“合”的阶段了。刚才四位的发言，超越已有研究框架，结合近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以更为宽广的视野看待戊戌变法前后的历史轨迹和思想变迁，已经有“合”的味道了。

历史之所以需要被不断“重思”“重述”“重议”，是因为历史与现实、未来密切相关。研究历史是为了认识历史规律或时代精神，正确把握现实并更好地筹划未来。今天讨论戊戌变法，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仍然是改革与革命的关系。离开了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理解当代中国从何处来，现在处于何处，又要向何处去。戊戌变法这一改革或改良尝试激发了后来的革命的需求和革命激情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现革命建国，又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改革和革命，决不是非此即彼、有你无我的关系，它们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又是中华文明革故鼎新、承前启后的内在需要。在此意义上，革命史观、改良史观、现代化史观与文明史观完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现在的重新思考，是对谁的思考的重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文革结束以后，整个近代史的叙事都用自由主义方法来重新读了一次，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尤其是“清末新政”重新进行了评价。但是有的评价抬高“清末新政”，核心含义是对革命的批判：“辛亥革命”错了、“北伐革命”错了，如果不革命的话，中国已经是自由民主了。这种反思延续到了当下，十八大以前也是这样。

现在重新反思“戊戌变法”，我强调三点。第一点，要有对“戊戌变法”的反思的再反思。这是我们研究的意义所在。如果反思是对新启蒙的反思，那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尺度，用这个新的尺度来重新反思，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点，各大文明的前现代王朝晚期的自我改革运动都没有成功，也不大可能成功，因为当时碰到的是工业化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的冲击，所有的非西方文明体都开始解体。历史上所有的王朝持续了一百年或一百二十年左右都衰落了，原因有人口膨胀、土地资源稀缺、国家税收减少等等。一个衰败的帝国面临工业化的路径，通过改革自我，保住王朝，可能性有吗？我觉得没有。

日本确实是进行改制后来成功的，“甲午战争”打赢了，工业化启动了。“明治维新”之后到“甲午战争”这30年当中，日本农民的负担增加了50%以上，国家集中造了枪炮。但如果没有清政府2.3亿两的白银赔款，相当于日本3–4年的全国财政总额，日本就不能够建立起新的银行体系，还清欠账，接下来也不能和俄国人争夺。衰败中的清政府面对战争和列强的瓜分，动员起来进行改革的紧迫性可以理解，但注定是失败的。而且整个财政被绑定在贷款里面了，地税已经养地方军了，关税也抵押掉了。所以清王朝不是被“辛亥革命”推翻的，而是年老失修自己倒塌了。

第三点，那个时候改革为什么那么紧迫？当时的议论，充满着对古代的辉煌记忆，认为我们地广人多，日本学西方30年富强了，我们只要3年就够了。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不会成功。没有钱，怎么搞？包括“辛亥革命”，一个子儿也没有。所以“戊戌变法”不会成，就是光绪掌权了也不会成。当然，历史不能做假设。变法103天，发了很多文件，引起了骚动，但是没有利益集团支撑。通常都讲变法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但那个阶级在哪里？哪怕微弱的资产阶级都没有，他们就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

于是在“戊戌变法”前后，出现了一个新的观念，因为只能谈对政体的不满了，传统的政体被加了一个“专制”的标签。“戊戌变法”提出专制主义的弊端，所有的派别都接受了。这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即所有的问题都是要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政体，中国没有出路。中国到底用怎样的政体，才能稳定和发展自己？那时候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专制，有没有问题？ 这个帽子不脱掉，我们中国话语的重建就不太可能。近些年，我们换了一个词：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的现代化，终于摆脱了“戊戌变法”开始的政体之争。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今天发言的四位老师都是老朋友，文章也都非常有启发。我是历史学出身的，还是要谈一点历史。刚才曹老师说到了新启蒙和“戊戌变法”历史叙述的关系，我觉得还可以再往前推一点，跟吴老师之前说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有点关系。中国近代史这个学科从起点说，植根于蒋廷黻、马士、费正清等学者。如果以其初始特征来说，是以档案整理为基础，以中外关系史为最初的研究对象。但问题是这些人，特别是蒋廷黻的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了一批人。蒋的史观集中表现在《中国近代史》里。在这本书里，蒋强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其任务都是现代化，能够现代化的就可以生存，不能现代化的就被淘汰。这个史观最根本的问题是把中西的问题置换成了古今的问题，这里的一个悖论是，当中西变为古今，中国在一条直线的后面，欧美在直线的前面。在后面追，除非加速度超车，否则永远追不上。这样发展到了50年代，中国近代史面临的挑战又复杂了一些，一方面，在50年代，考据的、重史料的传统仍对中国近代史有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史又承担着沉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所以中国近代史面临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摆脱考据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不与政治宣传简单地画等号。

具体到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史里又是比较尴尬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那篇定调文章里面，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戊戌变法”，说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 ,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 ,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戊戌变法其实和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是有点不太融合的。但由于毛泽东“提到” 了这个问题，戊戌变法就成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个专题，其中把慈禧和其党羽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把康梁作为中国人民反抗走狗的先进。所以“康梁”这批人一定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

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戊戌变法的看法有了变化，这和“告别革命”论有关，不少学者看重并期待不流血的革命和改革，那么不流血的革命和改革如果在中国近代史里寻找的话有哪些案例呢？就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所以就有了革命和改良的对立， 革命和改革的对立乃至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的对立。这样区分的问题是过于非此即彼和二元对立。杨国强教授就指出：现代化就是革命的一部分，启蒙就是革命的一部分，改革也是革命的一部分。这样讲就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认识模式。中国革命就是一个如高山滚石的过程，不抵平地不止。所谓改良、改革、现代化，都在中国革命的序列里，而不是互相对立。

那么“戊戌变法”120周年，除了周年记忆的意义外，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可以讨论？如果站在中国立场、中国尺度做一个反思的话，第一点是“戊戌变法”的政治风云虽然重要，但没那么重要。在我个人看来，戊戌最精彩的是它的思想。而思想的魅力在哪里？它处在一个传统还没有消亡的时代里面。那时西学也学得不是那么全面、准确、深入。戊戌时期最精彩的是各种糅合中西、多元混杂的思想。我们现在把当时的思想简化了，在这种简化的背后其实是对中国近代史的简化。

以康梁为例，在2018年我们研究康梁，大概已不能以他们说的是为是，他们说的非为非。若要做个比喻的话，康梁当时面对巨大的列国竞逐的压力，恰如一个刚失恋的男孩，你作为兄弟陪他喝上一个礼拜的酒是非常正常的。他如果在那里胡言乱语一番，说这个世界多对不起我，你可以陪他疯一下。但如果一个月以后他还这么喝酒的话，你应该提醒他一下。一年后还这样，就应该扇他一个耳光。而现在有些学者还把失恋男孩的胡言乱语当作真理来看， 就有些问题。

第二点，刚才曹锦清老师谈到政体问题，在政体学说刚刚传进来的时候，分为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君民共主政体，这个分类不带价值判断，只是一种类型的区分。但后来梁启超等引进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的进化政体序列，问题就麻烦了。今天我们要走出这个僵化的政体进化论，就需要问：中国古代是专制政体吗？钱穆就说我们姑且承认它是。但我们要问一问这个专制政体是怎样的专制法，而不是马上下一个价值判断，说专制政体不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专制是对谁专制？皇帝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当然是个大趋势，所以历史教科书里面永远在谈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但是越来越集中的是什么？是君和官的关系，而不是君和民的关系。就算有一天，君主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老百姓加赋了吗？皇帝心里就不为天下苍生考虑了吗？好像没有。这从清代皇帝与觐见大臣的对话里看得非常清楚。可是我们现在的思维仍然相当程度上被梁启超们的言说所左右，比如历史教科书动辄就说明清是封建专制云云。

第三点，再说一下如何变的问题。我们希望有一个日新月异的新天、新地、新世界，但这一定要建立在有“我”的基础上，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钱穆对此举过两个非常精彩的例子。第一，有没有一个医生是先把病人干掉再治病的？第二，当我不再是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革命？所以任何的变化的基本点都是要有“我”，任何一个医生看病首先要保证这个人活着。近百年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找不到了。很多所谓“仁人志士”给的方案竟然是先把这个病人干掉了再治病吧。所以今天周展安说的当时那些保守派或者反对派的价值在哪？我以为他们的价值就是：通过逻辑推论，或者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理解，看出一个救国方案最后竟导致了无“我”的荒谬，看出哪有如此便宜快速的解决之道？从政治改革来说，天下没有靠下一百多个诏令就能成功的便宜事。湖南时务学堂要求六个月读遍中国经典，再读遍西方经典，也没有如此便宜的事。

最后，如果“戊戌变法”本身不是最重要的话，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我们现在很多人对甲午战争的评价背后是一个极其功利的历史观。我追求一个女孩子，我努力过了，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最后被拒绝了，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做吗？我们现在谈三十年“洋务运动”就是这样去谈的。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只见其“成功”，而不见其到底是以什么为代价的？这些代价是：一，我们曾认为天下仁政是二十税一，三十税一，而日本当时竟达到了二税一，即田税收到了 50%，甚至到 60%；二，全民当兵，在日本那些参军的人的日记里，充斥着“我想回家”“为什么要打仗”之类的痛苦追问；三，这是最吊诡的：日本为了发动战争，在财政上，天皇“省内廷之费，六年期间每年拨下三十万日元”，又“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况者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十分之一”，以助海军之“造舰费”。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面竟然以此为“成功”。

其实日本的“ 明治维新” 如果放在稍长时段里看并谈不上成功。1895年–1945年，不过是一个现代人半辈子的时间，广岛、长崎就被原子弹轰炸，两个城市毁于一旦，日本本土被美军接管。我们熟悉的《草帽歌》的背景就是在说这几十年穷兵黩武带来的连绵几代的创伤。

我们现在以“明治维新”为历史上发展的成功模板，就类似于最近的一个新闻：一个被拐卖集团诱骗的女孩子，最后把拐卖集团里面的人给拐卖了。如果世界历史进程反转过来，我们是现代化的先进，占领了非洲、美洲的殖民地，进而控制了全球，在历史教科书里面变成了列强的一员，这样反转但实际同质的世界进程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吗？恐怕不是。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该用什么样的原则和方式在一起。香港电影《无间道》里面说过一句话：“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梁启超所谓的“民族帝国主义”扩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杀人放火金腰带的过程，而中国今天所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体现了一句简单但却有深意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

周展安（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补充一句，日本本身对“明治维新”并不是这样看的，日本战后的思想家没有一位承认日本是成功的，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识，不可能把“明治维新”看作是成功的。反而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把日本人已经否定掉的东西拿出来作为我们的起点。

瞿骏：

从“甲午战争”开始，一方面当然是中国惨败，受到了刺激。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也陷入了战争的迷雾当中。有一本书题目叫《浩瀚大洋是赌场》，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没有战略的战争是必败的，你不可能打到美国本土去，一个不知道战争的目标最后在哪里的国家肯定要输得一败涂地。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我们今天如何重新认识戊戌变法，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如何反思关于戊戌变法史，包括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书写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牵涉太多，这里只着重再补充一点， 就是近代史书写中的修辞问题。

毋庸置疑，任何历史研究，只要涉及到用今人的语言表达习惯来论述古昔之事，都会涉及到排列史事，建立因果联系，用特定的词汇赋予某些史事意义，用特定的理论讲各种局部的历史叙事，并整合起来，等等。凡此种种，我觉得可以称为广义的“历史修辞学”。后现代主义认为所有历史研究，都有文学式的“修辞”，我觉得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对，而且也无需因此而对所谓“历史真相”是否存在产生怀疑。

这就要辨析一下何谓“历史真相”。我认为，只有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地点、主要参与者、总体行动目标等，所谓“历史真相”才能够成立。比如说1922年4月1日至6月10日， 章太炎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关于“国学”的公开演讲。这一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可一旦涉及到对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分析，对其所讲内容如何评价，演讲记录不同版本之间有何差异，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属于对某种总体的真相进行具有主观价值与立场的认识和判断。

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把历史修辞分为三个内容。

首先，是对某一历史事件描述时所用的词汇、指称、句式，甚至标点。比如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事件本身是真实的。但是不同立场的历史叙事，在不违背这个事件已经发生的基础上，可以做出不同的描述上的侧重。比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合法性的史家，可以这样描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而作为一些表面上标榜“价值中立”，实际上却心里另有“小算盘”的人，或许就会这样描述：“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立了政权。”最后，在某些众所周知的历史观影响下的描绘，可能就是这样：“1949年，毛泽东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府’迁播来台。中国的命运，进入了新的未知数。”值得注意的是，立足1949年这个时间点来看，还未发生的事情，当然是“未知”的。但是，具体事件的“未知”，不代表决策者们没有规划未来的方案。因此，在这种历史叙事下，此“未知”非彼“未知”也。可见，承认这一历史事件确实发生过，在这三种历史叙事里并无区别。但是关键在于，运用了怎样的词汇、表达、语序来叙述这一事件。而后两种模式，在暗自塞给读者一些“私货”的同时，却往往自诩为是“实证的”、是符合某种“学术范式”的，甚至煞有介事地说自己这套叙事才是“真实”的。同理， 今天在特定圈子里非常流行的，以“价值中立”为名，在叙述“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时刻意强调要把“伪”字去掉，这种修辞手法背后的政治诉求与文化想象不是很昭然若揭吗？“中立”云乎哉！

其次，在历史叙事中，关于某一事件、现象或人物，用哪些史料来呈现，或者如何把不同的史料给排列成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这其中也颇有“门道”。比如今天文化界、学术界的“民国热”，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象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学术水准超迈古今，知识分子“风骨” 让人迷醉。而赋予这种想象的历史叙事，经常援引钱穆晚年的一段回忆，即1930年代的北平， 学术风气良好，“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师友杂忆》）。但是与钱穆同样在北京教书的著名学者张尔田，他却认为那时的学风是这样：“大抵今之学者，但知翻书而不知读书，偶得一间，即缘隙奋笔，实则于全书上下前后，全未综观。坊肆丛刊，学校杂报，非打倒前人，即推翻成案。每读一书，不取其长，先寻其短，养成一种不道德之心理。”（《致陈柱》）可以想象，这种描绘如若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如此浮夸、狂躁、浅薄，有何学风可言？更值得深究的是，为什么关于彼时学术风貌的描绘，多援引钱穆的话（这里并非否认钱穆的学术水准），而少有重视张尔田的看法？

类似的，假如要叙述一件牵涉甚广的政治事件，关于此事件的参与者的书信、日记、回忆数量颇多，并且其中记载了这个事件的许多具体面向。但如果出于某些意图，把大量这类材料中关于某一点的记载全部摘取出来，使之从完整史料文本的内在脉络中抽离，再把这些被摘取出来的大量片段记载，重新拼凑整合成一幅新的历史图景，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原来的历史？比如说，关于某一政治事件，有关参与者的各种史料，在记载这一事件时，从各个史料的整体文本脉络看来，大约百分之九十是持认同或支持态度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是对具体措施与实践（而非整体目标）的反思或质疑。但如果运用上述手法，把所有史料中与反思或质疑有关的部分汇总，用前文所谈的那种叙事技巧，重新加以整合，那么很可能呈现于世人的是表面上看起来数量不少的“反思或质疑”。但是，这种“反思或质疑”的基本前提，以及同时存在的更多显示认同与支持的记载却被巧妙地遮蔽了，脱离了宏观历史背景。当然，这一切也是在以“实证”、符合某种“学术范式”的旗号下进行的。

最后，“历史修辞学”最为隐微，但对历史书写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使用什么理论来叙述历史。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历史研究都是以一定的理论作为分析问题的框架或前提。即便有人说自己没有任何理论预设，但实际情形要么是借此语来虚晃一枪，要么是被某种在文化与学术界流行的意识形态所裹挟，然后不自觉地在效仿或使用，类似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 者。不过这种“修辞”牵涉面极广，大概需要一本专著才能说清楚，所以不能详谈，这里只提三种我认为对当代历史叙事影响巨大的理论：

第一，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大规模引介入中国，某种程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替代品或补充品。甚至不少人觉得，后者是“政治”，前者才是“学术”。殊不知，现代化理论是典型的冷战产物，它的流行离不开冷战时期美国对一种能对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的寻求。它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程度，按照美国官方所设计的标准来衡量。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危机的逐渐显现，这一理论在西方已经备受质疑。但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 它依然颇有市场。这在许多历史研究里都能发现，在此不必详谈。

第二，“历史终结论”式的历史观。随着苏联解体，福山的这一学说风行全球。他认为人类未来的政治体制已经没有悬念了，未来的发展道路早已被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式的公式所证明，“普世价值”无远弗届。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的书写，在历史观层面，我们已经不用再思考一些“大哉问”的议题，只需仰望其心中所幻想的西半球闪闪耀眼的、维系“普世价值”的“灯塔”，表彰近代一些与之相近的具体的人和琐碎的事；或者哀叹、愤恨、嘲讽近代以来中国为何不能变得和“灯塔”一模一样就足够了。不这样做，要么没有“常识”，要么是在“辩护”。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福山那本大部头的书，由于没使用大量档案和未刊书信，或许未曾被业内人士广泛披览。但是其观点与立场，通过各种小册子与微信公众号， 被总结成一些公式，影响甚广。有些人阅读这样的文章后，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些公式拿来简单套用，更显粗暴蛮横，并且他们也更不许人批评。否则，福山的观点早已变了，为何少人亦步亦趋？

第三，各种类型的“解构论”。在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一主题下的各种概念，如“印刷资本主义”“官方民族主义”“殖民地民族主义”等，被大量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当中。此外，“传统的发明”——即“那些表面上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发明出来的”，这一观点亦为不少研究者使用。凡此种种，常被借以“分析”中国各种传统事物、学说、史迹在近代的情形。一时之间，仿佛各种在近代呈现出来的传统事物、学说、史迹，与过去皆无直接的根源，乃是近代官方与民间的“民族主义者” 们共同“制造”出来的。顺此推论，在近代中国影响极大的民族主义思潮下，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等诉求，都成了不“真实”的存在，甚至都被视为“官方”有意“形塑”的政治动员口号。如此一来，不但中国传统在认知上日趋虚无化，而且近代无数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目标，俨然不再具备合法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将上述基本前提粗暴解构之后，他们所欲达到的目的，究竟是超越所谓“国族论述”，还是为另一个彰显着霸权色彩、对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充满敌意的“国族论述”，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来摇旗呐喊、添油加醋？合而观之，或许可以发现其真实目的。

总之，要想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必须先充分认识到“历史修辞学”无处不在的影响。分析各种形式的“修辞”怎样具体运用，探讨某些“修辞”形式之所以流行的文化与政治因素，或许是今日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

周展安：

“戊戌变法”距今已经120年了。但我读变法运动中的各种材料，仍觉津津有味，甚至会恍然出神，产生一种在阅读同时代之记录的感觉。这或许很大程度上源于“戊戌变法”所遭遇的历史命题如“古今”问题、“中西”问题至今仍然在困扰着我们。“戊戌变法”的“事”已经结束了，但“戊戌变法”的“理”和“势”在今天依然需要继续思考。

作为“事”即一个历史事件的“戊戌变法”是失败了。关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学术界有大量的讨论。我个人的看法是：“戊戌变法”是一场思想先行的历史运动，而先行的思想没有得到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相应支持。就思想、军事、经济、政治四个因素而言，在变法的局势中，思想是走在最前面的，追随其后的是政治，再次是军事，最落后的是经济。变法派的思想源头是康有为。康有为真是大才。翁同龢对光绪帝说“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不是虚言。康及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他们在北京和上海办强学会，在上海开《时务报》，先后得到翁同龢、刘坤一、王文韶、张之洞等重臣不同程度的支持，在湖南的维新运动得到陈宝箴的支持，在广西开圣学会得到史念祖和岑春煊等的支持，最终还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但是，康有为及其追随者思想有缓和和激进的不同层面，在政治上，帝党人物支持的多是他思想中缓和的一面，而排斥激进的一面。在军事上，因为慈禧把军权紧抓在自己手里，所以他们只能乞求于袁世凯。在经济上，变法派开学会、办报纸，基本依靠当权者的捐赠。一句话，变法派没有自己的群众/阶级基础，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如果联系到庚子之后的“新政”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我把“新政”视为没有康梁参与的“戊戌变法”，或者说是“戊戌变法”的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这种“现实”和“成功”只能是暂时的、形式化的，所以最终要酿成辛亥革命。

但是，历史不是戏剧，不是要等到各个角色都准备好了再依次登台，所谓先进和后退之间的拉扯与错位是历史的常态。思想先行而最终演成悲剧，不代表思想本身没有价值。这就要谈到“戊戌变法”中的“理”。康梁是从重新整理今文经学入手来奠立变法的理论基础的。在对今文经学加以整理和以佛学、墨学、西学等等对今文经学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康梁等发展出了对于儒家传统批判性的分析态度，发展出了一定程度的平等观念、民权思想、世界意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深化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一种清醒的现实感。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遭到毁版，《孔子改制考》遭到甚至是同一阵营的陈宝箴和翁同龢等的反对，他的学生梁启超和樊锥等在湖南遭到反复诋毁甚至驱逐，在在显示其思想的新颖性和尖锐性。应该说，这些思想是约20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声。特别是，康梁等是以长期浸润于传统学术训练的基础来承受西方思想、展望世界形势的，他们的思想尤其具有一种杂糅性。这或许不免招致附会之讥。但我以为这种杂糅性或许是化解、融汇古今、中西之冲突的不二法门。

认识“戊戌变法”，还需把“戊戌变法”放在19至20世纪历史的长程中来考察：在资本主义崛起和扩张的世界局势下，中国面临和历史上截然不同的内忧外患的危机时代，也是中国不断谋求变革，以适应乃至改造这种局势的时代。从变革主体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世纪的历史， 呈现出一种可以概括为“平铺和下沉的历史趋势”，即变革的主体或者说变革的担纲者从上层的统治阶级慢慢变成梁启超所说的“中等社会”，再由“中等社会”变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下流社会”。从龚自珍接续刘逢禄今文经学的学术脉络，提出“自改革”的主张到洋务运动，可以视为上层统治阶级主导变革的时段，从公车上书到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为“中等社会”主导社会变革的时段，从新文化运动后期，经20年代的酝酿，以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秋收起义” 为标志到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则可以视为“下流社会”主导社会变革的时段。“戊戌变法” 是在甲午战败之后反思性总结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发动的，也就是在反思上层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发动的。它虽然得到光绪帝和“帝党”的支持，但变法的理论源头却是康有为这个“布衣”：“自光绪十四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为康为病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不仅如此，“戊戌变法”还推进了民权思想，在思想上导引着“下流社会”的崛起。因此，“戊戌变法”是两百年来中国历史大势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我们今天纪念戊戌变法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中美贸易战。美国过去是大讲“自由贸易”的，现在特朗普总统告诉我们，过去讲得不对，应该讲“公平贸易”；过去美国对“主权” 经常是嗤之以鼻的，现在特朗普大讲“主权”，并赋予“主权”以“美国优先”的解释；WTO规则原来是美国主导制定的，它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玩，还觉得自己吃亏了，就要向所有国家施加压力，说必须改规则。打牌总是有输有赢，但美国只能赢不能输。这种情况，对于西方列强来说，绝对不是第一次。过河拆桥，上房抽梯，这都是常规操作，但人家每次改游戏规则都改得振振有辞，始终把自己界定为“文明”的代表。抱着学生心态的非西方国家好不容易适应了一个规则，开始玩得有点熟练了，人家规则一改，你又得从头开始熟悉，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被人家剪了羊毛，割了韭菜。

戊戌变法的问题意识，是怎么在19世纪弱肉强食的国际体系中活下去。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向光绪描绘的图景是，西方列强过去将中国视为“半教之国者”，现在很快要把中国当做“黑奴”了。康有为的论述指向的是19世纪欧洲列强对于三个文明等级的划分。在这样一个世界图景下，改革的目的是要谋求生存，谋求与列强的平等；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平等” 的诉求，潜意识里是将列强的文明等级划分作为前提。有了这种意识，改革就很容易带上一种“答辩”心态，很多时候不是为了解决本土的迫切问题，而是为了满足列强宣传的某个标准，老想着如果人家在文明的阶梯上给中国提升一个等级，中国就可以摆脱列强的领事裁判权，甚至进入列强俱乐部。但这些所谓的标准往往只是口头宣传，说改就改的。列强俱乐部资格最重要的条件其实一直是实力，最重要的是打赢战争的能力。

在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摆脱19世纪留下来的这种“答辩”心态。我们现在已经逐渐能够用西方自己讲的道理来批评西方国家，但还是不太敢自己主动提议建立新规则。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追溯近代以来欧洲列强是如何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发明新道理、新说法的，然后再对它们的说法和做法作比较。我在北大开了一门课，讲15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殖民帝国的“帝国理由”，探讨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与美帝国对外扩张时的自我辩护，比如说为什么可以占领原住民的土地并奴役他们，为什么在海上动用武力俘获别国的商船是正当的，为什么可以在中国建立领事裁判权，等等。这样的工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西方的许多理论究竟是怎么发明出来的，从而更快地摆脱“答辩”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