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胡鞍钢教授的邀请，到国情讲坛来跟各位交流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跟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我也非常感谢刚才胡鞍钢教授的介绍，他引用了很多数字，其实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回去以后还要好好地学习。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昨天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大会，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取得的成绩。如果要讲成绩的话，确实是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1978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大家印象中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在哪里？应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被称为“黑非洲”。而1978年的时候，他们的人均GDP是49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1978年的整体发展水平，连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都没有达到。当时中国81%的人都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84%的人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意味着84%的人口生活在国际通用的贫困线之下。而且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经济，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占5.6%，两项加起来为9.7%，即90%的国民生产和国际是不接轨的。在出口产品当中，75%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

以上这些数字，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听来，可能不容易有切身的感觉，我个人却是一路经历过来的。我1979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台湾已经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大陆高，北京给我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冲击。现在海淀已经是城市中心区之一，但当时非常偏僻，为了方便起见，需要买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不是有钱就能买，还要有票，我记得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的价格是200元人民币，可当时北大的不少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不到70元，需要三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自行车。那时候开始有电视，比较时兴的是9英寸的黑白电视，这种电视要多少钱呢？900元人民币。一般老师要花上一年半的工资，才能买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通过这些数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

但就是在那么一个低的起点，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谁都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要实现7.2%的增长。事实上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都认为这样一个目标不会达到。因为在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自然增长率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社会，除非在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破坏以后的恢复期，可能会有一年、两年以7%的速度增长，正常情况不可能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从这理论来看，邓小平提出的目标好像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有一种智慧，叫“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我内心感觉小平同志提出这样一个美好目标，无非就是政治上要大家加把劲，实现每年7.2%的增长，如果这没有达到，每年6%的增长率也不错。那时候比较封闭，同学之间也不敢讨论政府的目标有没有可能实现。刚好北大来了一个纽约大学的外籍教授，我就私底下问他：“中国现在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平均每年要实现7.2%的增长。您是一位老教授，学术非常丰富，又走过很多国家，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在二十年里实现平均每年7.2%的增长？”他听了以后，也是一直摇头。

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的增长速度不是7.2%，而是9.5%，不是20年，到去年已经是连续39年每年9.5%的增长。看起来好像9.5%和7.2%之间，无非就是每年2.3%的增长，但实际上如果用指数积累的话，就是天壤之别。如果按照7.2%的增长率持续三十九年，中国2017年的经济规模会达到1978年的15倍；但实际上是以9.5%的速度增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1978年的34.5倍。正是在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下，2009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衡量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按照美元计算，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14.5%，2017年的贸易总量是1978年的198倍。2010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从1978年制造业不到25%发展为现在97%都是制造业产品，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历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最早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19世纪末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工厂”变成了德国、日本；现在“世界工厂”在中国。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35%，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现在低一点也有35%。但在所有大国中，也就是人口超过1亿的这些国家当中，这是我定义的大国，中国的贸易占GDP比重最高。美国在20%-25%之间，日本还不到20%，而中国现在是35%左右。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开放的经济。

我为什么有机会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属于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刚才鞍钢介绍我有幸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这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荣幸的事。我是世界银行第九任首席经济学家，如果看前面八任，当之无愧都是大师级经济学家，而且也在政治上很有经验的美国或者是欧洲的经济学家，其中有得到诺贝尔奖的，有得到克拉克奖的，有当过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会主席的，有后来当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也有当过中央银行的行长的，一般都是在学术上非常有地位并且很有政治经验的经济学家，这个位置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世界上最高的职位。

我为什么有机会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呢？最主要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了很多国际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地区性开发银行像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发展机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但是现在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7亿多贫困人口刨除掉，世界贫困人口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因此我之所以有机会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根本原因在于“水涨船高”。正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绩对世界减贫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得全世界对中国减贫经验都非常重视，我才有这个机会去当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称之为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一点不夸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场奇迹的参与者、贡献者，也是这场奇迹的受益者。

中国改革开放长达四十年的发展，回顾起来确实是奇迹。但是对于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谜题。固然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可是隔几年就会有一次“中国崩溃论”，不仅国际媒体这么讲，还有不少非常有地位的著名经济学家也都认为中国经济维持不下去了、快崩溃了。然而实际上，中国却是过去四十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没有出现过，当其他国家、地区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还发挥了稳定的作用。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东亚经济体原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得最好的经济体，但是1997年到1998年突然崩溃，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体崩溃以后，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恢复，但是实际上东亚经济体在2000年以后就开始恢复和危机之前一样的快速增长。当时学界普遍悲观，为什么会判断错误？我想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发挥了作用，中国人民币没有贬值，成为东亚在发生危机时一个安定的锚，并且在别人发生危机的时候，中国还维持了8%的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增长。

再有一例就是2008年得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来势汹汹，与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导致整个30年代经济大箫条相比，从各种指标来看，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最后避免了像1929年最糟糕状况的发生，固然各国吸取了经济大萧条的经验，在2008年年底的20国峰会，决议共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维护世界自由贸易有关，不过与中国也有关。在2008年底我国推出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2009年一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拉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第二季度开始恢复增长，爆发危机的发达国家则在下半年停止了负增长，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国际上普遍承认这是中国的贡献。

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中国经济崩溃论”？

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讲，既然中国的经济是稳定快速发展的，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对其他国家地区作出这么大贡献，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中国经济崩溃论”呢？并且讲得是有鼻子有眼，好像有很多证据证明中国经济肯定要崩溃。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为中国1978年底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率先改革开放，但中国不是唯一的转型中国家。进入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都在转型，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和转型的目标和中国一样。实际上不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整个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转型。这些国家在80年代前普遍推行政府主导的经济，通常是危机不断，所以80年代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在从政府主导转型成为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国家。

80-90年代转型期间，当时整个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政府主导的经济或是计划经济存在政府干预、扭曲，政府失灵无处不在，要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话，必须按照当时盛行的“华盛顿共识”，一次性地把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制度安排，全部一步到位地建立起来。因此，第一个条件就是“市场化”，让市场竞争来决定各种价格水平，然后由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因为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普遍是政府定价，要让市场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价格必须由竞争市场当中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并且按照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这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看法。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读过经济学的人对这一点不会有异议。

第二个条件是“私有化”。如果一国经济当中的企业普遍是国有的，市场价格就会失掉资源配置的功能。因为如果是国有企业，当生产的产品价格提高了，企业不见得会有积极性多生产，因为多赚的钱是归国家所有，而不是企业的厂长、经理，也不是工人的；同时，如果投入要素价格上涨了，国有企业也不会有积极性去节约使用，因为亏本没有关系，政府会给补贴，何必要劳心劳力去节约呢？所以，当时的看法是只要企业是国有的，市场的价格信号就会失掉资源的配置功能。

第三个条件是“稳定化”。为什么要稳定化？因为在价格大幅涨跌时，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作用会降低，如果是涨价，可能引起囤积居奇，大幅降价则可能引起恐慌性抛售。价格要实现配置资源的作用，必须是相对稳定的。怎么样才能让价格稳定呢？政府就不能有财政赤字，如果政府有财政赤字，最后一定会把赤字货币化，当赤字货币化以后就会有高通货膨胀，这样的话市场机制也会失掉作用。

这些理论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非常严谨而有说服力。所以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笑话。在经济学界，当你拿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他们会给你六种答案，每个人都讲得头头是道，但谁也不能说服其他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答案是对的。

不过在1992年，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当了美国财政部长也当了哈佛大学校长同时还是克拉克奖的获得者的Larry Summers，写了一篇文章说：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学术界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必须以“休克疗法”把“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同时落实到位，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中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办法去做，而是推行从1978年以来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转型期，一方面对老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同时放开一些民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于是在中国的这种“渐进双轨式”改革中计划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

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这样的“渐进双轨制”同时保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又放开市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而且这样的经济体会比计划经济时还糟。因为，如果政府继续对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就会创造租金，有租金就会有寻租行为，就会有腐败，进而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美国哈佛大学的Shleifer和Vishny以及芝加哥大学的Murphy三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上，用理论模型证明了中国这种“双轨渐进式”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甚至比原来的计划经济更糟糕。因为计划经济顶多就是没有效率，但是当时的工资都是八级工资制，拿的工资都是一样的，没有多少寻租的空间。即使有寻租的话，收钱也没有用，买东西必须有票，没有票不能买东西。当时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很平均，如果你钱多了一定是贪污来的。因此，计划经济下贪污腐败问题少，渐进、双轨就会导致腐败的普遍化，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果不其然，他们讲的这些问题，在中国转型过程当中都出现了。80年代最时兴的职业是什么？就是“倒爷”。因为当时既有计划价格、计划物资，也有市场价格、市场物资，就有很多人去倒计划配置，转手之间赚取很大的利差。为了去倒这些批件，就要贿赂政府官员，所以腐败现象出现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了。

由于这些问题在中国双轨转型过程中的实实在在的出现，所以加深了西方认为中国政府的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的看法。但是他们也无法否认，从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物资的不断丰富，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呢？当时看法认为，无非就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到城市里变成制造业劳动力，出现了效率的提升。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慢下来，他们就会说果不其然，中国经济要崩溃了，因为他们早就说过中国经济转型这套方式不行，有那么多问题。

按照“休克疗法”去做的这些国家，又怎么样了呢？

可是按照“休克疗法”去做的这些国家，又怎么样了呢？中国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他们没有，他们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并且经济发展速度比60-70年代还要低，危机爆发频率还要高。不仅如此，我们出现的腐败、收入分配这些问题，他们也普遍存在，而且还比我们严重。

在转型过程当中，表现好的经济体非常少，其中包括越南、柬埔寨，推行的是类似中国的“渐进双轨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东欧国家当中，表现最好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他们也没有完全按照“休克疗法”，大型国有企业都没有私有化。我不是说他们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问题，都有问题，就像我们大型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是那些认为大型国有企业有问题就把它私有化的国家一般问题更多；前苏联国家普遍崩溃得非常厉害，下降了40%、50%，当中两个表现最好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同样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基本上和中国一样老人老办法，但新人新办法和中国比更少一点。

中国这种“渐进双轨制”的转型方式，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事后来看，表现好的都是采取这种最糟糕的转型方式。而按照当时认为最好的转型方式，理论上说得一清二楚，逻辑上一环扣一环，很令人信服，但是按照那样去做的经济体，却普遍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经济表现得比转型前还要差。

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们学习理论，是希望把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的问题和现象了解清楚，然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我作为一名学者，老实说也曾经很迷惑过：我在当学生时努力学习的那些理论似乎可以把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讲得很清楚，但是按照那样做效果都很差。比如说国有企业，我也知道有问题，但是当私有化之后发现问题更多。

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失灵

不仅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发展问题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流”，有一小部分国家变成先进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其它绝大多数则变成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沦落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在自己政府的领导下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为了因应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需要，现代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发展经济学，主要是想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怎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现在学界把它称为结构主义。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追求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民富、国强：希望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和发达国家一样，这叫民富；希望国家实力和发达国家一样，能够平起平坐，这叫国强。

怎么实现民富、国强呢？从民富来看，必须要让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水平，那么工资收入水平才有办法达到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如果要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必须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当时是资本很密集的大工业。不拥有这些先进的大工业，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去支撑很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从国强来看，必须要有很强的国防实力，国防实力依靠军事工业，当时的军事工业同样也是最先进的资本很密集的大产业。

因此，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的发展经济学都是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些非常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本很密集的大产业。可事实上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些大产业很重要、很好，可就是在市场当中自发发展不起来。当时的认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灵，靠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现代化的大产业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市场会失灵呢？因为他们当时都是农业经济国家，继承了很多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储蓄率低、缺乏投资意愿、没有现代化思维等等，这些“结构性”因素造成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没有办法积累资本，并把资本配置到现代化的大产业，所以，第一代发展经济学被成为“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政策处方是：既然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无法由市场配置发展大产业，那么自然必须用政府干预、政府主导的方式，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当时推行的政策，后来一般称之为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发展中国家，本来是出口农产品或者自然资源产品，进口现代化的制造业产品，现在要自己生产，因此叫进口替代战略。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在世行工作时我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去，他们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接受这种观点，其实现在国内很多知识分子也看不出来这个逻辑推论的缺点，不少还是主张中国应该发展先进大产业，才能赶得上发达国家。但是，在这样一个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引导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状况是什么？起初会有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把现代化大产业建立起来以后，经济效率非常低，接着就是停滞，各种危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

二次大战以后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成功追赶的非常少，能够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到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国台湾，一个是韩国。中国大陆可能到2025年左右，会变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也只有13个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像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本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就是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

从这几个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的发展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除了与西欧本来就差距不大的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这些东亚经济体在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发展的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小规模制造业，而不是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大规模、现代化、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东亚推行的不是进口替代战略，而是出口导向的战略。从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笨、非常不可思议的发展路径，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那么先进，生产力水平那么高，发展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小规模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制造业，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但事实证明，后来真正赶上的只有那几个，结构主义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去追赶发达国家，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民富国强。按照当时的盛行的结构主义在“认识世界”上很有力，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的是因为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为什么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呢？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大产业。那些先进的大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是因为市场失灵，资源没有办法到那些产业去。

同样地，80年代中国开始转型的时候，计划经济效率为什么那么低？因为政府扭曲干预太多，政府有扭曲、有干预，就会有资源错误配置，效率自然会低。新自由主义和其政策处方“华盛顿共识”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好是政府失灵，这个看法很有说服力。但是按“华盛顿共识”的处方推行的结果却跟理论预期不一样。实际上现在少数几个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都采用了渐进的双轨的这种当时认为最糟糕的转型方式。

因此，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上述理论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或者是转型中国家的问题讲的一清二楚，可是按照那些理论的处方去做基本上都失败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他们老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老是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或者是看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就建议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那样去做。这样的出发点很好，但是，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来看却失败了。我主张“唯成乃真知”，如果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就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们就需要自己去认识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能够改造好世界的理论。

当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主张回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国富论》的结论，而是回到亚当·斯密获得《国富论》的结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国富论》的研究研究方法，其实就一清二楚地写在《国富论》书名的全称上，也就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国富论》是从研究财富的本质，以及17世纪、18世纪时英国财富快速积累的决定因素而得出其结论。因此，当我们研究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也主张要去研究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而不是去研究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以此为标准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什么做不好，然后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做发达国家能做好的。

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怎么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呢？就是现有的产业必须不断技术创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必须不断涌现。任何国家早期时都是贫穷，那时都是以农业为生，采用传统技术，因此农业必须逐步采用现代化技术。但光在农业领域技术创新也不行，农产品的价格弹性低，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非农产业制造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土地、资本从农业配置到非农产业，这是一种产业技术结构的不断演变。并且随着现代技术、现代产业的投资规模、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相应的比如电力设施、道路、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以及金融等软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建立、完善起来。进而随着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的价值越来越高，还必须有合同，必须有合同的执行，这就要求法律、法制的不断完善。因此，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这正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

“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

我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发展问题，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按理说应该叫结构经济学，正如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研究农业就叫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经济学，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因为第一代的发展理论是结构主义，为了区分于结构主义，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类似的命名方式，在现代经济学里也有先例。上世纪60年代，诺斯开始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按理说应该叫制度经济学，但是现在大家都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因为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分于制度学派就叫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其实也是为了区分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

新结构经济学要研究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等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什么因素推动上述结构的不断变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水平非常高，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自然资源比较密集的资源产业，或者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传统农业、制造业。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构差异呢？这种结构差异是外生的，还是有内生原因的呢？仔细想想，这是一种内生现象。发达国家为什么一定要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因为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资本价格相对低，劳动力价格相对高，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比较优势的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反过来看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政府没有干预之前，看不到资本密集产业，存在的产业基本上不是劳动力密集的农业和小规模制造业就是自然资源密集产业，实际上是因为在要素禀赋结构当中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由于要素禀赋在每个时间节点上是一定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相对丰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就决定了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哪些产业有比较优势，有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

作为发展经济学，所要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或者从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既然每个时点的产业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那么改变产业结构、改变收入水平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怎么样让资本从极端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或者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或是自然资源相对短缺？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应该增加资本积累。怎么样才能增加资本积累？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因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就可以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同时如果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话，交易费用也可以很低，这样比较优势就会变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以后就可以最大程度低创造利润、创造剩余，并且，投资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有最高的回报率，积累的意愿会最高，资本增加、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比较优势升级的速度会最快。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家不关心比较优势，企业家只关心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如果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必须有一个制度前提，这个制度前提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竞争性市场。靠市场竞争决定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才会引导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所以市场经济非常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研究的是经济的动态变化，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有先行的企业，先行的企业的成败都会有外部性，会比追随的企业冒更大的风险，因此必须给予激励。同时先行企业是否成功，取决于是不是经济中具备有合适的软硬的基础设施，这些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是企业家自己能提供的。如果要靠市场来解决，需要很长时间，或是根本不可能。因此，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克服在经济动态发展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外部性和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的市场失灵。所以，一个发展良好的经济，实际上需要是有两个制度前提，一个是竞争的有效市场，一个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为政府。在此我也说明一下，很多人误解新结构经济学只强调政府、不重视市场，其实新结构经济学是先强调市场的重要性，然后指出在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也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是强调政府和市场的有机政府，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两者缺一不可。

从新结构经济学看“结构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为什么失败就很清楚了。结构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让一个收入水平很低、资本短缺、一清二白的农业经济，去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的产业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如果没有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就会亏损，企业就不会有积极去发展。所以结构主义所认为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这种产业在市场经济当中根本活不了，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东亚经济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正好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早期资本少、劳动力相对多，东亚经济体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都是积极有为的，正好去克服一些前进过程当中的市场失灵。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品可以出口到国外，所以变成了外向型，同时，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又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就会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会积累资本，改变比较优势，就会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就不难明白华盛顿共识为什么会失败，而且失败这么惨。对于转型之前的那些扭曲，包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形成的扭曲以及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这种扭曲都是为了把那些资本密集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的必要制度安排。华盛顿共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些扭曲的内生性，认为这些干预都是外生的，所以可以随意改掉。但是在那些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产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没有这些保护补贴就活不了，如果把这种干预扭曲都取消掉，企业就全部垮了。这些企业垮了可不可以接受？垮的话就会有大量失业，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怎么发展经济？而且当中不少和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没有资本很密集、很先进的大的重工业，你能生产飞机吗？能生产航空母舰吗？能生产原子弹、火箭吗？不行。所以如果让它们全部都垮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案例就是乌克兰，90年代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

乌克兰原来可以生产航空母舰，后来放弃了，把他们的瓦良格号卖给中国，变成了辽宁号。乌克兰原来可以生产全世界最大的飞机，从飞机头到飞机尾前后长达84米，直到现在全世界也没有这么大的飞机，他们同样放弃了。后来听说他们把生产大飞机的蓝图卖给中国，单单蓝图就十几吨重。中国这几年的歼几、运几能够发展这么快，我想也和此有一定的相关。乌克兰原来还能生产原子弹、核弹，也全部都放弃了。结果现在俄罗斯要拿回克里米亚，乌克兰一点办法都没有，东边边境老在闹独立，也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乌克兰之外，好像还没有国家“天真”到这个程度。

为了国防安全，这些资本很密集的和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即使私有化以后也不能让它垮，但现实是不补贴活不了。所以问题是这些必然给保护补贴的企业，到底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关于这个问题，80年代90年代期间我在国际、国内和很多人争论，当时流行的是科尔奈的说法，国有企业亏损给补贴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有，跟政府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儿子亏本父亲必须给钱，所以私有化之后、切断父子关系就没有问题了。

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政策性负担，事实上这些产业都有战略性政策性负担。如果所在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是国家战略需要的，有此政策性负担，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的情况下，到底是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当时我的推论是：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会比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少。

为什么这么推论呢？当国有化的时候，如果碰到企业亏损，厂长经理会跟国家要钱，说不给我保护补贴我就活不了，我活下来是国家的需要，国家只好给保护补贴。不过给了保护补贴以后，当时没有“八项规定”，厂长、经历多吃一点大概很难避免。但是能不能直接放在口袋里，不能说他绝对不会，但当时即使没有从严治党也是贪污。贪污的话，抓到要判刑，严重还要枪毙。因此如果是国有的话，哪怕要贪污，也只能偷偷摸摸做，既然不敢明目张胆，多数也就只能小打小闹的做。

而当私有化了以后，有没有私人老板补贴国家的？没有。私人老板以同样的理由，和国家说必须给我保护补贴，然而拿了保护补贴以后，他们放在口袋里面是天经地义，所以就会有更大的寻租积极性。寻租的时候，他就会跟政府官员说，你们那么清贫、每个月工资那么少，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保护补贴？然后我在瑞士或者巴拿马给你设个帐户，咱们“二一添做五”。所以为什么普京的朋友都是巨富、都是亿万富翁，无论是音乐家、画家、作家，只要是普京的朋友都是亿万富翁，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决定给多少租金、多少补贴。

90年代我跟很多人争论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直接民营化就好。我说，如果是在竞争性行业也许有道理，但是在自然垄断行业或者是违反比较优势但是与国防安全相关，这种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存在战略性负担，其实私有化以后效率更低。90年代时跟人家争论只是逻辑推论，现在则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东欧国家、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学家，都给出了大量实证研究予以证明。我2015年的时候在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发表过一篇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华盛顿共识的文章“Washington Consensus Reform: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可能是近几年引用率最高的,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的结果。遗憾的是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对实证经验的证据不太在乎，只是看到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认为私有化就好。但是实际上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从而导致腐败现象更严重，收入差距问题更厉害。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

新结构经济学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结构和结构扭曲的问题，这种研究方式也给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认识是从人类的历史规律总结出来的，但是怎么运用于现代社会呢？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哲学，清晰描绘了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进入到农民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现代经济当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怎么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找到了一个纽带、一座桥梁。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会决定上层建筑。什么东西决定生产力？马克思是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而在现代产业当中，生产力实际上是决定于这个社会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如果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的，那么生产力水平就高；如果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或者是自然资源密集的，那么生产力水平就低。

我前面谈到，为什么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产业结构和生产力水平不一样？实际上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要素禀赋中是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那么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所运用的技术也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力水平就低。在农业社会里，资本非常短缺，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低。

这种要素禀赋结构，不仅决定了生产力水平，而且也决定了生产关系。当生产力水平低的状况之下，工资水平就低，工人和农民距离生存线就非常近，有工作才能生存，没工作就没有办法生存。因为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工资所得基本都吃掉了没有积累，有工作就能活、没有工作就不能活。劳动者跟地主或资本家谈判，没有谈判能力。地主和资本家相对比较富有，距离生存线较远，即使工人都不工作他会有损失但是不会活不了，可是工人没有工作就活不了。这种状况之下，工人和农民在谈判地位中处于不利地位，生活和待遇等等水平就会很低。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产业的资本和技术也越来越密集，劳动生产率水平越来越高，工资水平也越来越高。当工资水平高了以后，工人哪怕几个月、半年不工作，也不会活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资本家要跟工人谈判的相对谈判能力在不断减弱。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非常清楚，80-90年代开始的时候，是工人求着要进入这些工厂，这些工厂都是血汗工厂，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非常差。现在反过来了，是资本家必须哄着工人，工人才愿意工作，如果工作条件不好，马上到另外一家去，实在不行哪怕半年不工作也活得了。

因此，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后者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而且，要素禀赋结构也会经由决定产业、技术结构而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合适的上层建筑有很多方面，这里我以金融为例。金融是当前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每个大学里都是读金融的最难考。现在教科书里面讨论的金融都是现代金融，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公司债券、大银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金融安排。但是金融教科书讨论的都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所需要的金融安排，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高，产业和技术的资本非常密集，资本的投入都非常大，所以金融安排必须能够动员大量资本。发达国家的经济要发展，也必须依托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可是其技术和产业都处于全世界最前沿，如果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必须自己发明，风险非常大，所以在金融上必须要有能够分散风险的制度安排。所以，这些金融教科书中所讨论的这些现代金融，都是适合于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需要。

而我们发展中国家有70%的劳动力都是在传统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形态以小农户或者是微型小型的制造业、服务业为主，资本需求并没有那么大。所有的行业相对都是成熟的，用的技术也绝大多数是相对成熟的技术，整个生产比重当中更大的这种小规模农户、小规模服务业和制造业，资本需求量非常少。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可是实体经济的特性不一样的话，相应的制度安排和金融法律法规也应该不一样。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对的，问题是我们过去不太注意不同的经济基础，相对应合适的金融管理、金融体制也应该不一样。这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应该怎么调整，新结构经济学找到了一个相应的分析方式，让我们知道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金融体会、法律、法规应该怎么样安排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我可以再举个例子，比如财政。公共财政是现代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也是研究经济运行的。公共财政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政府要不要进行反周期的干预？如果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下滑的时候，应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投资、去创造就业机会，让经济得以恢复。但是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这种反周期的作用是无效的，因为如果反周期的干预，即使政府投资创造了就业，但是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增加，赤字增加以后将来政府的税收要增加。一般人是理性的，会有“李嘉图等价”，也就是即使现在有工作有收入，预期将来税收要增加，为了让生活平滑，现在必须储蓄以应付未来税收的增加。从而造成了政府的公共支出增加，但是储蓄率增加，总需求不增加，最终仍然不能走出危机，而只是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所以理性预期派反对采用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些观点在国外很有影响，在国内也有很多支持者。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上述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也许在发达国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则不见得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主要靠政府，因为存在很多的外部性问题。政府什么时候做基础设施最好？是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因为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基础设施会创造就业，而且还能够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将来经济恢复以后，整个生产力水平都会提高，进而带来政府税收的增加，并且可以用未来的税收偿还现在政府赤字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避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所谓李嘉图等价。

这种可能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为发达国家普遍基础设施是有的，顶多就是比较老旧。把比较老旧的基础设施在经济下滑的时期去改造，形象比喻就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提高有限。可能漂亮一点，但是没有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将来就不能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到处都是，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什么时候最好呢？当经济很热的时候去做，经济会更加过热，相当于火上添油。而当经济下滑的时候去做，就可以把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时间所限，可以举的例子还非常多就不多举。

总结

总的来说，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过去四十年发展来看，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基本上不能避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这些主流理论好像可以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但是真正按照那样去做，由于条件不一样，一般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候反而还把问题弄得更大。究其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理论模型自觉不自觉把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理论的明的或是暗的前提，这就非常需要我们自己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进行理论创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但是，成功一定有道理，这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最好的机会。只有我们自己进行理论创新，从自身的实践经验当中去了解成败背后的道理，所提出的理论创新才会对我们的下一步的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提供比较好的参考，这也就是昨天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讲话中所谈到的必须从我们的实践当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2016年5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也谈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有幸做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参与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奇迹，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就是不想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所以我也非常期盼跟各位一起抓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机遇，让我们为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而努力，让我们一起互勉不辜负这个时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