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在中国爆发的冠状病毒不但引起了国内的恐慌，国外也同样陷入恐慌的境地，甚至西方掀起舆论战，指责中国对付冠状病毒，是专制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欧美也出现针对海外华裔的种族歧视的言行，比如《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宣传西方的“白人至上”理论，引起中国国内的群情愤慨。

我觉得我们现在反击西方的误解，甚至种族歧视，光抗议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反击办法，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下面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恐慌或恐惧是家常便饭，不是中国特有的。

梅毒的起源

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梅毒的死亡率非常高，而且死者面相也非常难看。原来我们家在上海住的时候，就有一位房东的亲戚，一个老太太，得了梅毒，脸上烂出一个个窟窿，往下流脓水，非常可怕。所以，梅毒的起源在什么地方，就成了一个重大争议问题。

按西方主流文献通常的说法，梅毒起源于北美洲的印第安人。这也是我拿来警告全球化风险的常用例子之一。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方的资本主义由此巨大扩张，从原来地中海沿岸扩张到大西洋、太平洋两岸，攻占全球殖民地。而它的代价，（据说）就是从北美带回了梅毒。

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梅毒源自印第安人，那应该传染给谁？应该传染给西班牙的水手。所以梅毒应该最容易变成“西班牙病”。而梅毒像火一样烧遍地中海国家，是谁把病毒四处传播？是法国军队。

拿破仑的军队攻占意大利，而意大利人原来骄傲于自己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文化继承罗马传统，比法国人历史悠久多了——就好像英国人瞧不起美国人一样，所以意大利人就说梅毒是“法国病”，意大利往东的波兰、德国等国家也都接受了“法国病”这一说法。

法国人为了自卫，便把梅毒叫成“意大利病”，说是你传染给我的。这一说法也很有道理，因为法国人建筑、文艺复兴等都是模仿意大利人的，而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搞的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纵欲主义，一个非常大的后果就是性病流行，后来引发德国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起来造反反天主教。你看，命名都是有讲究的。

更有意思的是，波兰把梅毒叫“法国病”，后来波兰把病传到俄国，俄国叫梅毒为“波兰病”；历史上，西方的大敌是奥斯曼帝国，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所以土耳其人干脆把梅毒叫“基督教病”。

但是，前些年美国的PBS公共电视台专门拍了部纪录片，谈及一所谓的重大科学发现。考古学家们先后在英国、意大利发现死人的骨头，那些骨头上可以找到梅毒的痕迹。物理学家们用放射性的办法来鉴定骨头的年代，成果出来舆论哗然——欧洲死于梅毒病的人的年代，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因此推断梅毒是欧洲土生土长的，不能归罪于北美的印第安人。

不过，关于这一科学发现的争论还没结束。有新的科学家站出来挑战物理学家，说你物理学家鉴定的年代是有误差范围的：有的样本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但样本太少；有的样本可能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可能之后。现在发现的证据不足，所以既有可能证明梅毒在欧洲原来就有，也有可能是哥伦布从北美大陆带来的，甚至还有第3个可能——病毒原本在欧洲，但是毒性没那么大，在美洲变异以后传染性增加了。

梅毒这么一件看似很简单的事情，已经研究了几百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美国的秘密实验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更惊人的故事。

1932年，美国政府在阿拉巴马州一个叫Tuskegee（塔斯基吉）的地方，招募了600个黑人男子进行秘密实验，试验梅毒用什么药可以治愈，也让他们交叉感染，观测传播力会怎么样。

美国政府骗他们说，我们给你们提供医疗保障，所有生活费用都由我们来承担，只要你签字同意就行。结果他们接受实验以后，本来没有病的也得了病，非常痛苦。

这个实验秘密进行，一直保持到40年以后的1972年，被一个科学家发现并披露出来，强迫美国政府做调查。到90年代，克林顿才公开道歉，但是这几百个黑人都死了，他们的妻子也都感染梅毒，然后还发现几十个小孩生下来，天生就带梅毒。

现在美国只承认有种族歧视，那他们为什么不拿白人做实验，只拿黑人做实验？所以美国讲什么“人人生而平等”，讲什么民权法案，实际上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西方社会绝对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或者宣传的那样信息是透明的，科学也不是单纯的没有其他罪恶的目的的。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些种族歧视，其实也都有合理的历史的解释，而不仅仅是说一个种族偏见就完了；实际上跟历史上各个民族的竞争、国家形成的过程有关系。这点也可以用来解释比中国历史短多了的美国人，以及历史比中国短但比美国长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对中国道路的不理解、有偏见。

所以在这类事上，我觉得中国的大众传媒也好，中国的政府也好，在反驳西方媒体的污蔑、歪曲时，不要只从道德上反驳，不要只从中国的民族感情层面反驳，而要非常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拿历史上他们自己的例子来反驳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西方走到今天也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试错的过程，到现在你们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凭什么就不能相信中国人能通过实验，走出一条和你们不同的，甚至更有竞争能力的道路？”

如果我们中国的媒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老百姓像我所建议的那样，先知彼，后知己，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我想我们不仅可以反驳西方媒体或者西方政治家带有恶意的攻击，我们也会得到更多的西方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样一来，我们才有可能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团结海内外的华裔，团结中国或者外国的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

一些建议

我希望大家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科学需要多种学派的争论和竞争，不能迷信西方一家的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我们需要跨学科的对话、合作和研究。在这点上，我最后还要给中央提一个建议。

中国第一代政治家都是打仗出身的，很多是自学成才的将军；第二代很多是工程师；现在第三代各个省掌权的很多都是经济学家。但是中国的教育有一个问题，没有重视跨学科的教育，学文科的可以不懂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学自然科学的可以不了解社会学或历史。

这个现状我们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建议中国的中央大员和地方大员，如果自己是学文科出身的，最好找有过工程或者研究科学的经历的，或者当过厂长的、生产队长的，跟你一块前线指挥，而不要完全是从学院派里出来的。很多干部在疫情过后，也应该补一点自然科学的课。

我也建议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院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你们也学一点经济学以外的数学，比如通讯工程的数学、物理学的数学、医学的数学，然后反思一下你们讲的有效市场、完全信息客观上怎么测量怎么鉴别，这样我们后面就有更好的对话空间，也才能更好地讨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