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宾 | 地方债与国资再造:政府平台市场化转型的米德视角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18-10-15   浏览次数:


作者:王东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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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东方学刊》“经济”栏目文章之一


【内容摘要】“严控地方债务”是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方面,政府的主要措施可以总结为“堵后门、开前门”,采取疏堵并举的策略。其中运作良好的PPP模式有利于促进地方债务与国资的良性互动,形成类似于20世纪末国企改革中的“债转股”机制,有望带来再造地方国资的战略机遇,这对地方政府平台的市场化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结合米德理论对地方债与政府融资平台改革的实践逻辑进行了梳理,进一步发现米德的“国债、税收与公有资产的收益”理论视角对于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破解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大有裨益,并通过重庆渝涪高速2003年债务重组案例来说明米德视角的实践动力。


【关键词】地方债;PPP 模式;重庆渝涪模式;债转股


“严控地方债务”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方面,“堵后门、开前门”是基本政策框架。“堵后门”主要是针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担保行为出台政策和监管举措,严格禁止地方无序违规举债,厘清政府和企业(平台)债务边界。其中,包括不断强化清理整顿理财、信托等金融监管举措,从而堵住向政府平台违规举债输血的金融通道。“开前门”主要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终身问责等管理举措,并通过债务置换债券、一般债券、专项债券、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 PPP 模式)(1)等政策创新举措,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地方债务改革这种疏堵结合的政策路径,需要自下而上的改革与之相配合,才能最终实现地方债的角色归位与风险可控,因而是对地方金融治理能力的一大考验。


“堵后门、开前门”的主要政策着力点在于地方政府平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多藏身于地方平台中,或以地方平台为通道,其特性与影响在于:一是隐蔽性强,容易导致底数不清,潜在风险高;二是容易滋生无序违规举债,债务控制力不足;三是种类数量多,监管难度大;四是举债不规范,风险容易向金融体系传导;五是过度举债导致财务成本高,抬高社会融资成本,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正因如此,自2013年底首次摸清地方债底数以来,“堵后门”的重拳举措接连出台。而从发展的积极视角来看,“堵后门”将倒逼地方政府平台的改革,改革导向为地方政府平台的市场化转型,按市场纪律进行融资决策和项目运营。这也是“开好前门、正门”的关键。然而,这种市场化转型必须充分,理解其基本内涵,明晰其战略目标和任务,并合理界定政府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否则,边界不清,目标不明,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必然给人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难以有效实现政策初衷和改革目标。


本文即是在地方债务改革路径与基本政策框架内,结合地方实践,从米德“国债、税收与公有资产收益”关系的理论视角对该问题的探索性思考。


一、地方债务改革路径


本轮地方政府债务改革的起点是2013年12月30日审计署发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这是我国首次全面摸清政府债务底数。政府性债务被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债务,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是法律意义上的负债主体,需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二是政府或有债务,又包括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两大子类。政府或有债务也是隐性债务的重要来源及藏身之处。根据该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3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 65万亿元。其中,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4万亿元(见表1)。



从举债工具来看,截至2013年6月,银行贷款、BT(建设–转让)、发行债券、信托融资是地方政府举债的主要来源。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0.89万亿元,融资平台债务4.08万亿元,占比 37.47%;地方政府或有债务7.01万亿元中,融资平台债务为2.89万亿元,占比为41.22%。在18 万亿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通过银行贷款渠道形成的债务为10.1万亿元,占比高达56.1%。


基于这种情况,2014年5月20日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要“规范政府举债融资制度。开明渠、堵暗道,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随后,中央对于地方债出台了两项关键性改革举措:一是新《预算法》出台;二是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43号文)。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预算法〉的决定》。新《预算法》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规定,除在国务院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务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新《预算法》对政府债务和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之间进行了切割界定,即地方政府债务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政府债券, 从而确立“堵后门”与“开前门”的基本政策原则。


国务院2014年10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43号文),奠定了新一轮地方债务改革与管理的制度性框架。主要包括: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即限额管理等;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权限,公益性事业发展根据是否有收益,分别采用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进行融资,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加强政府或有债务监管,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推广使用 PPP 模式。随后几年的改革路径,基本沿着这一政策框架演进。


根据上述顶层设计,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通过发行置换债券,将非债券举债形式转为债券举债形式。2015年置换债券开始发行,至2017年末,三个年度置换额度分别为3.2万亿元、4.88万亿元、2.77万亿元,总额度达到10.85万亿。同期,当年新发债券额度为3.84万亿元、6.05万亿元、4.36万亿元,置换债券所占份额分别为83.3%、80.7%、63.%。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2015年的14.74万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16.47万亿元,同期地方政府债券余额由4.83万亿元上升到14.74万亿元(见表2)。经过三年置换,政府债券比例逐年提升,到2017年底占比接近90%。2018年进入收官阶段,尚有1.73万亿存量债券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待置换。



通过置换债券发行,非债券形式的债务转化为债券形式的债务,新增债务亦采用债券形式,从而有利于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而且,通过债务置换,一方面短期债务转换为中长期地方政府债券,优化债务期限结构,另一方面,利率大幅降低,从而减轻地方政府的财务成本和付息压力。地方债发行期限以3、5、7、10年为主,从每年各期限发行量来看,5年>7年>10年>3年,发行期限以中长期为主,2015–2017年加权期限分别为6.4年、6.3年、6.2年,缓解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结构压力。(2)而在2018年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61号),对于一般债券,新增加2、15和20年三种债券期限,进一步丰富了债券发行的期限结构,有助于推动地方债务向中长期延伸。


与此同时,自2014年起,围绕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在顶层设计层面持续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建立关于地方债务管理的“堵后门”与“开前门”相结合的政策体系(见表3)。


2018 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位列三大攻坚战之首,其中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是重点领域。财政部在年初发布《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财政部门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当前财政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人大对支出预算和政策开展全口径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其中对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指出:“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坚决制止无序举债搞建设,规范举债融资行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决不允许新增各类隐性债务。”因而,2018 年初,各地开始开展政府隐性债务数据统计和排查工作,要摸清政府隐性债务的“底子”,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措施和办法。从上述的分析可见,政府或有债务以及与平台相关的隐性债务是下一步改革的难点与重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转型亦将成为地方债务管理改革能够最终成功的关键所在。


表3  2014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改革的主要政策


二、地方政府平台的转型逻辑与米德视角


转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维度,“堵后门”的关键仍在于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而“开前门”的内涵则会有所不同。对于地方政府平台而言,“开前门”的核心在于不再依赖于政府信用和土地财政等,转而依靠自身的信用与能力,简而言之,即市场化转型。


对此,有学者提出在当前背景下政府平台转型的四条道路:一是新型投融资平台;二是PPP模式运作平台;三是城市运营管理企业;四是完全市场化企业。(3) 这也是今后政府平台实现市场化转型战略定位的重点靶向。例如,2017年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中提出两条:一是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市场化投资基金;二是允许地方政府设立或参股担保公司(含各类融资担保基金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平台将向新型投融资平台转型。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2015〕42号文),明确“大力推动融资平台公司与政府脱钩,进行市场化改制,健全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并且“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的,在其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得到妥善处置并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的前提下,可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转型后的政府平台将作为PPP模式的重要参与者,发挥地缘优势推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PPP模式是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开发运营采用的重要模式,通过该模式可以与社会资本长期合作,采用城市整体开发与综合运营模式,政府平台随之转型为现代城市运营服务商。


此外,还有两个领域值得重视。一是产业发展领域,在安全生产、环保节能、污染防治等政策约束下,工业园区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地方政府平台可以与第三方专业力量合作,提供工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为工业服务商。二是不良资产处置领域,转型后的地方政府平台可以与外部金融机构合作,结合地方产业政策,进行不良资产的市场化处置,从而在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中发挥更大作用。


地方政府平台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并进行市场化转型,并非与政府融资行为完全割裂,而是要贯通政府举债融资与市场化投融资之间的机制通道,发挥出中长期地方债对于区域投资的基础支撑作用,更好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地方“短债长投”的期限错配风险(4),形成滚动开发、良性循环的地方投融资体制。


政府通过债券方式举债融资与平台市场化投融资之间的连接点在于:一是政府债务主要是投资性债务,会持续形成公有资产,包括具有收益的公共资产;二是政府与平台之间将主要通过股权等方式衔接,股权投资也是政府平台市场化转型后的重要投资方式,因而在改革过程中也是再造地方金融国资的机遇。有的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地方税收只能部分解决债务偿还问题,需要地方国有资产转让以及其他产权性收入发挥作用。(5)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理论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该问题。


米德在其重要著作《效率、公平与产权》中提出一个深刻的思想,即“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及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有学者认为,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6)


从米德的理论视角,可以更充分地理解地方政府平台市场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内涵。第一,地方债务问题从原来的“地方债—税收”二元张力转为“地方债—税收—地方国资的收益”三元互动,也有助于地方政府平台明晰其战略定位与目标使命。第二,政府平台市场化转型的过程孕育着地方国资再造和保值增值的机遇,这样一来,地方国资目标寓于地方债“借、用、还”的过程,更加具有“投资”内涵, 举债融资与投融资有机衔接、良性互动。第三,该视角下,地方政府的作用从“管债务”的单一机制进一步提升为“管债务”与“管资本”并举的双轮驱动机制,丰富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激发制度创新的政策想象力。


值得注意的是,米德思想的这种地方性运用并非乌托邦式想象,在我国地方平台的探索中已经可以找到创新实践。本文接下来将重点讨论重庆渝涪高速2003年债务重组案例,以更生动地阐述这种三元互动的机制。


三、实践案例:重庆渝涪高速2003年债务重组


本文解析的“重庆渝涪高速公路”融资案例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尽管当时没有以PPP模式命名,但其操作方式与PPP方式极为相似,对今日的PPP模式,特别是地方政府平台在创新利用信托等金融工具引入社会资本方面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项目简介


PPP 模式的核心包括三部分:股权协议、金融(融资)协议、项目协议。按此框架来剖析,本案例的项目标的为“渝涪高速公路30年特许经营权”,金融协议主要为存量债务剥离,标的负债总额 38.5亿元,其中国债资金 2.7 亿元,银行负债35.8亿元,股权部分自2003年9月17日由重庆信托和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发司”)(7)共同出资组建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称为“渝涪高速”),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其中重庆信托以现金出资14亿元,占70%股权,重庆高发司以实物(主要是渝涪高速公路及附属设施)出资6亿元,占30%股权。新组建的渝涪高速承接全部存量债务38.5亿元,总资产58.5亿元。


理解本案例的关键是渝涪高速组建过程中各方的合作模式与机制,即股权分配的定价、出资以及风险保障与平衡点(回购、退出等机制)问题。项目协议是合作的主轴和稳定器,研究这些问题的前提是理清项目标的的底数情况与经济评价。


(二)项目标的经济评价


1、收益评估。渝涪高速指重庆上桥至涪陵长江大桥北桥头的高速公路(全长118公里)及其附属服务设施。渝涪高速公路是重庆市高速公路网络的重要枢纽,其总流量、断面流量、收费站点密度当时在重庆高速公路网居首位。综合来看,该项目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充足的现金流量和较高的股权投资价值。根据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报告,1–8年期间,通行费收入将以每年递增 3000 万元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在 9–14年期间保持稳定增长;在第14年达到7.237亿元高峰后,保持稳定至第30年。其中,2001 年实现2亿,2002年实现2.64亿,2003年上半年实现1.7亿,2003全年估计3.5 亿元。近三年年平均增长达30%以上。据此估算,渝涪高速收费权有效期内累计可实现通行费收入198.78亿元,净利润67.21亿元。


2、负债情况。新注册的实体—渝涪公司资产总额为58.5亿元,负债总额38.5亿元,其中国债资金2.7亿元,银行负债35.8亿元,综合负债成本5.76%,每年支付利息2.2176亿元(债务本息需清偿58.43亿元)。


3. 经营预测分析与财务评价。30年经营期内,累计可实现通行费收入198.78亿元,扣除经营付现成本和税金后,项目累计经营现金流为145.64亿元,清偿58.43亿元债务本息后,净现金流量为87.21亿元。30年经营期限内,可累计实现净利润67.21亿元(不含公路其他增值收入,如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管道租赁、加油站、土地开发等附属设施经营收入),其间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11.2%,超过同行业上市公司2002年的盈利水平。财务评价如下:(1)10%的折现率计算,渝涪高速公路30年经营期限内项目净现值为8.9亿元;(2)根据渝涪高速公路在30年经营期限内预测现金流计算,项目内部收益率为13.41%。


(三)合作模式中的信托创新


2003年9月,重庆市政府打算出售渝涪高速公路30年的经营管理特许权,渝涪高速的修建成本为40多亿元,但各地投资者没有一家提出的收购价格超过50亿元。重庆信托进行尽职调查后,报出了58.5亿元的收购价格。具体做法就是前述所说的,由重庆信托与高发司合资组建“渝涪高速公司”(资本金20亿元),余下38.5亿元用于承接债务。其中重庆高发司所持30%股权是以实物(高速公路资产)出资的,此次合作募集资金的关键环节就是重庆信托持有70%股权所需的14亿元资金。为此,重庆信托于2003年12月发行的“重庆渝涪高速公路股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规模为14亿元,投资期限为3年,预计年收益率为4.2%。


该信托计划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当时三年期银行存款2.52%,96国债(6)的收益率2.13%(2003年12月1日期收益率),99宝钢债为2.03% (2003年12月1日到期收益率),从而保证了参与信托计划投资者的基本收益。


该信托计划由重庆市商业银行进行担保,对兑付风险进行了保障。流动性风险方面,信托计划开始半年后,即由投资公司作为做市商,受让信托受益权。除此之外,投资者还可以到重庆市商业银行及重庆嘉信典当行办理收益权质押贷款。最重要的是,信托计划还安排了存续期三年内的退出计划,即由重庆城投(8)或其指定企业溢价收购,回购条件如下。


溢价回购价格为15.89亿元 [14*(1+4.5%*3)],并且三年分期支付;信托存续期满一年之日,按14亿元的5%(即7000万元)以预付款股权转让价款方式支付;信托存续期满两年之日,按14亿元的4.25%(即5950万元)以预付款股权转让价款方式支付;信托期限届满之日,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45,950万元[即14亿元 *(1+4.25%)]。


经过上述安排,该信托计划既顺利完成了14亿股权购买所需的资金募集,又从合约设计上充分保证了投资者的收益,凸显了信托制度与工具的独特优势。


2015年7月,中信信托率先参与到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PPP项目,总投入约33.63亿元,引入社会资本6.08亿元,建设运营期限为15年。其中,社会资本部分由中信信托成立中信·唐山世园会PPP项目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向PPP项目投资者募集资金,预期社会资本投资回报率为 8%。(9)这一模式与渝涪高速模式有诸多相通之处,可以说,从今日视角来看,把2003年渝涪高速的债务重组模式视为PPP模式并不为过,因此渝涪高速案例可以为PPP提供可资借鉴之处。


(四)PPP模式的三重目标


至今,PPP 顶层设计层面最重要的两份政策文件分别是:《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42号)。国发〔2014〕43号文到国办发〔2015〕42号文,PPP的政策目标由“化解地方 政府性债务风险”,进一步提升为“化解债务风险”和打造“双引擎”并举,实现了目标积极转化,衍化出多重政策目标。从重庆经验来看,PPP 模式的有效运作将承载着“政府性债务管理”“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地方国资再造、有序进退保值增值”三重目标。


债务重组方面,该方案实施一年后,2004年末,母公司重庆高发司尚有存量债务190.74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33.61亿元),剥离38.5亿元债务(其中,银行债务35.8亿元),大大减轻其财务负担。债务剥离后,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负债率均下降到70%左右,优化了资产负债结构。而且,14 亿元股权资金的注入,充实了渝涪公司的资本金,有利于企业进一步融资。


增加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方面。到2002年底,重庆市已经建成纵横南北、贯穿东西的“一环四射”高速公路骨架,分别连接主城区环线高速公路及成、渝涪、渝黔、渝合高速公路,总里程达400公里。“一环四射”累计投入资金268.6亿元,其中,重庆高发司是最主要的投资主体。(10)同时,高发司的融资能力也基本用尽,对于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资本金投入,全国要求35%,而重庆为18%左右。而按照重庆高速公路建设提速计划,到 2010年,重庆市高速公路将形成“二环八射”(11)的高速公路骨架网,高速公路里程由2002年底的400公里增加到 2000公里。最终,“二环八射”实现通车里程1903公里,总投资1093.1亿元。显然,这需要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和投融资创新。事实来看,正是借助于渝涪高速这样的投融资机制创新,重庆在财政投入不足、建设成本高(多山地形导致建设成本较平原地区高出一倍以上)等不利情况下,依然提前10年完成“二环八射”2000 公里高速公路建设,从而高质、快速地提供了基础设施。


国资保值增值和有序退出方面。根据会计核算,渝涪高速30年经营权的净现金流87.21亿元,净现值8.9亿元,重庆高发司据此以实物出资(6亿元),占渝涪公司30%股权。并且,3年信托计划结束时,由重庆城投公司以15.89亿元溢价回购重庆信托持有的70% 股权。因此,该方案中地方国资的参与增加了PPP模式的灵活性,既更好地保护了社会投资者的利益,又实现了国资的有序进出和保值增值。渝涪高速案例的精髓之处在于,重庆信托58.5亿元的收购方案,较之其他投资者的方案高出8个多亿,从而更充分地实现了渝涪高速资产的净现值,在债务重组中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该案例进一步表明,PPP的政策目标蕴含于地方债务与国资的良性互动中,形成类似于国企改革中的“债转股”机制,这可带来再造地方国资的战略机遇。(12)鉴于当前各地平台承接了大量PPP项目,因而该案例对今日地方政府平台的市场化转型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初步结论


本轮地方政府债务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剥离政府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并实现市场化改革转型。“剥离”目标容易产生政府融资平台与地方债务管理之间二元对立的认知困局,从而不利于目标的实现。本文通过梳理地方债与政府融资平台改革的实践逻辑,进一步发现米德的“国债、税收与公有资产的收益”理论视角对于打破这种二元对立大有裨益。


首先,这种三元互动视角下,地方政府平台市场化转型的战略目标更加明晰,即:既要推进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又要实现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产业发展等经济社会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地方国资再造与保值增值。这一视角大大激发制度创新的想象力,为灵活运用政策资源和金融工具实现多重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米德既强调公有资产的积极作用,又主张探索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结合点。“随着私有财产数量的增加,(1)税收的激励扭曲作用将加强,(2)从财产权上获得的安全感和独立感将增强。随着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增长,由于(1)造成的额外损失将变得越来越严重,从(2)中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重要。在某个水平上,可能达到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最佳点,尽管我可能不能告诉读者它究竟在哪……” (13)这种“最佳结合点”的探索,将有利于政府平台在市场竞争合作中“国进民也进”,从而微观上实现混合所有制的最佳组合,宏观上实现混合经济的最优状态。总而言之,强监管背景下的地方债务改革进程中,米德的三元互动视角值得给予充分重视与积极探索。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曾任张家口市金融创新管理中心主任,现挂职山东寿光市副市长。


【注释】

(1)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又称 PPP 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共同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管理。

(2)邱志新:《地方债发行总结与价值分析》,载《债券》,2018年第3期,第28-33页。

(3)蒋学伟:《地方融资平台转型的四种模式》,载《上海国资》,2014年第12期,第52-53页。

(4)陈志勇、毛晖、张佳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期限错配 :风险特征与形成机理》,载《经济管理》,2015年第5期,第12-21页。

(5)杨志勇:《16 万亿地方债风险防范需要注意的新问题》,载《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9 期,第82-83页。

(6)崔之元:《“重庆经验”进行时: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0期,第73-80页。

(7)后又成立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是重庆市政府设立的投融资集团,属于重庆市大型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20亿元。公司受重庆市人民政府委托,在重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全市高速公路的建设、营运、养护、融资等方面工作。

(8)重庆城投—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1993 年 2 月,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经重庆市政府批准并授权筹集、管理城建资金的专业性投资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信用等级为AAA级。

(9)中信信托PPP 获唐山2016 世园会园区资产及特许经营权,http://city.ifeng.com/a/20150720/422206_0.shtml

(10)截至2004年末,重庆高发司拥有资产267.66亿元,其中流动资产41.57亿元,固定资产213.99亿元,无形及其他资产4.98亿元,负债190.74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33.61亿元,净资产70.14亿元,资产负债率71.26%。

(11)“二环”:指已建成的重庆城区环线高速(一环)和规划建设的外环高速(二环)。“八射”:指以重庆为中心呈射线状的八条跨境高速公路,分别是重庆 – 成都、重庆 – 遂宁(到成都)、重庆 – 南充(经合川)、重庆 – 邻水、重庆 – 湖北(宜昌)、 重庆 – 湖南(长沙)、重庆 – 贵阳、重庆 – 泸州。上述八条高速公路全部打通后,重庆将成为连接西部各省和连接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

(12)王东宾:《PPP模式具有三重政策目标》,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6月11日,第4版。

(13)詹姆斯·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转引自崔之元:《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与葛兰西》,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第52-69页。崔之元教授对此处译文有小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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