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美国领导人无法理解的中国经济之谜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18-10-09   浏览次数:


中国改革开放里出现几件怪事,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所不能理解的。


第一个谜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怎么会打不垮?因为照西方的标准理论,国企是没有效率的。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原来是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人,叫科尔奈,后来被美国收买了,变成哈佛大学的教授了。他有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软约束理论”,有一定的道理。


他就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是物资缺乏,供不应求,排长队。他解释为什么排长队,按逻辑推理就是国有企业没效率;那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效率?说国有企业约束是软的;什么约束是软的?照西方的标准,如果企业没效率,就应该破产退出市场。那它为什么不破产?那就是政府贷款,叫“父爱主义”——儿子是我生的,我儿子就是残疾人,我也得护着他,别人家的孩子优秀,那不是我们家生的。私有产权就是这个概念,他把这个概念借过来了。


这个理论对不对呢?我觉得只对一半。如果国有企业都是靠政府补贴生存的话,那社会主义国家一定是财政赤字巨大;财政赤字巨大,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通货膨胀严重。你去看看世界上通货膨胀的国家,哪些国家严重?拉美最严重。社会主义国家其实都很保守,通货膨胀是不严重的。


而且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你会发现美国也是软约束。金融危机中,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和好多大银行都快破产了,政府救助。所以,软约束是普遍现象。


差别在哪?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之前东欧国家)的软约束,一部分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安定团结。所以中国政府企业破产是有指标的,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失业人口;而美国没有指标,因此只要一有危机,美国企业就裁员,把失业人口甩给政府,而政府接收不了失业人口的话,福利政策、社保就要动摇。美国这么多枪击案,实际上就是福利政策承担不了那么多失业人口。中国历代有那么多动乱,所以先要保证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但是中国和东欧也有很大的差别,那就是软约束里有很大一笔钱是拿来给国有企业——国企为什么竞争不过西方企业?他们认为就是技术落后了,需赶快花钱进口新技术,引进新的生产线。有名的例子譬如电视机长虹、嘉陵摩托,原来都是军工企业;包括生产汽车的哈飞,从原来生产飞机到造汽车,实际上都是转型,一部分军用的任务还要完成,一部分拿来做民用生产。


所以,国有企业是可以竞争的。它如果把政府给的资助不是拿来吃光分光、高管分红,而是拿来进口技术、改进管理,它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这第一条迷信就给破了。什么国有企业软约束没效率,这个是不成立的。


而且即使在西方国家,真正有竞争的也是国有企业。譬如法国的原子能工业是很强大的,它就是国有企业。美国最强大的国有企业是国防部……你以为波音公司是私有企业?它其实还是半国有企业,因为它的那些研发都是国防部订单支持的。


第二个谜是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冒出来的乡镇企业。资本主义过程里都认为农村是落后的,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乡镇企业冒出来了,而且在开始的时候还打败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那是为什么呢?


我有一个观察很有意思,这要用到青年马克思的一个理论,叫异化。马克思就讲,劳动分工以后就把人的才能局限化了,每个工人就管中间的一个生产环节,所以你这个技术是非常简单的,随时可以被炒鱿鱼的,炒鱿鱼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找到新的工作了。


各位观众有没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中国过去改革的两代领导人,都是当年上山下乡的,很多人是当过生产队长的。同样,很多乡镇企业领导也都是原来的生产队长或者支书。


我是下过乡的,我就发现在农村里,能人是非常难的,不同的地块非常复杂,种不同的东西,所有的农活都要会。此外,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企业家,还是党政合一的,要摆平村里的人际关系,连村里边的婆媳吵架,他都要去管。所以一个生产队长全方位的协调能力,我认为是超过美国一个CEO的经理阶层的。也因此,乡镇企业出来的企业家,他会识别人才。一个乡镇企业家会想到到退休的冶金部长家,去挖从三线国防企业退休的核心工程师。


你有没有听说过江苏的沙钢?那规模世界第一大,把德国倒闭了的钢厂的设备拆了运回来,在中国生产,加上中国的市场规模大、技术更新,反过来能打败美国、欧洲的钢铁企业。这中国乡镇企业,绝对不是当年小厂那样的概念。



中国很多企业,当年都是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或地方国有企业。这些能够冒出来跟跨国公司竞争,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我认为要得益于中国以前的社会主义时期。它不光是有国有企业,也有社队企业,那里面造就了一批能人,我认为这些能人比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培养出的MBA能力还要强。


第三个谜就是,西方非常不明白跨国公司到了中国以后,为什么没有办法消灭中国的竞争对手?


印度为什么不敢开放?也是因为认为开放了以后印度企业一定会输给跨国公司。其中有些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跨国公司一有技术优势二有资本优势,所以它可以高薪挖当地的人才。按一般规律,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只要接受西方教育,在跨公司里谋上一个中等职位,甚至是高管低一点的——当不了一二把手,当三四五把手——就心满意足了。只有中国不行。


这个就要讲到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叫“以天下为己任”,不是像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在美国跨国公司里做到高管,一定是死心塌地的。我好多朋友在外资企业里边一旦当到二三把手,把西方那套管理方式都学明白了,就两条道路:一个是被中国的民族企业挖出来,加盟中国的公司去了——原来微软的中国人做到最高的高管,现在加入百度了;还有像我那建一号店的朋友于刚,自己拉出来成立公司,反过来去挑战自己的母公司。


这个现象我认为只有中国才有,原因是中国文化中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是要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第二条原因,也得益于西方国家的玻璃顶。


西方讲平等、自由、民主,实际上它也会按种族分层。在美国,盎格鲁-萨克逊是第一等人,日耳曼人第二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等属第三等。此外,犹太人、亚洲人也会再分等。所以,中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在美国做得再好,心里都有一个屈辱的感觉——我的本事比你CEO还厉害,我就升不上去。那怎么办?所以台湾的台积电张忠谋就回台湾了,大陆的知识分子就回大陆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能够出一批西方回来的企业家、工程师,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有的现象。


本文原载于《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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