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奥秘何在？当代中国从何处来？目前处于何处？又要向何处去？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或国家特性究竟是什么？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了哪些改变？在当下和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会如何定位自己？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很多讨论，也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运用中国自身的话语和理念、从中国文化、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出发，回答上述问题，全面阐释现代中国并理解当代世界，这类著作尚不多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的《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就是这样一部以中国观中国、以中国观世界的著作。该书是张维为教授在上海东方卫视主讲的同名节目的文稿汇编，是他继“中国三部曲”（《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和《文明型国家》之后阐释中国和世界的又一力作。该书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正确理解中国和世界所必需的若干“范式转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作者先前所提出的“文明型国家”概念，并以此阐释中国崛起及其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改变。

长期以来，西方话语、理论和范式主导了关于现代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特性的主流叙事，主要有如下三种模式。

一是基于西方的“帝国”（empire）概念来看待当代中国，认为当代中国不过是历史上王朝中国的延伸，国家体制仍具有“东方专制主义”色彩。在西方帝国论学者和媒体人的视野中，这个残存的“中华帝国”似乎是现代世界的“老古董”，与西方标榜的以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普世政治文明主流格格不入。他们不断渲染对中国崛起的惊恐情绪，指责中国的“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说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在东海南海的行为是要重建中国在亚洲的霸权，变相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因而对现代文明世界构成了“威胁”。

二是把现代中国描绘成一个政党国家（party-state）。这类学者认为现代中国作为人民共和国不过是“名”，主权在民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党国才是其“实”。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以党建军、以党建国、以党为核心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轻描淡写，却拿着放大镜寻找中国的各种“问题”和“灾难”。他们相信，中国这种党国一体的政党国家意味着独裁专制保守僵化,与西方式的建立在两党或多党制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是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另类”甚至“怪胎”，不可持续。

三是把当代中国说成是尚未成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把现代中国的建国历程描绘成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是要“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这些学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为了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得不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他们发现，当代中国具有民族国家的很多特点，如强调中华民族意识，强调中国的传统和文化认同，强调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强调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关系等。这种观察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但他们又从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看待中国，认为当代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还不具有合法性，主权在民原则还没有得到民主程序上的保证，西藏、新疆、内蒙被纳入中国版图不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原则，中国的巨大规模和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格局是特殊的、反常的。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实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根据这种观点，与西方很多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相比，中国当下的国家形态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中国当下只是处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某个阶段，而西方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迟早要完成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国只能走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老路。在此意义上，并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

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帝国模式，还是从政党国家模式或单纯的民族国家模式解释当代中国，都是基于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狭隘立场，基于“民主-专制”“一党制-多党制”“中心-边缘”的思维范式，充斥着很多“傲慢与偏见”。这些叙事对当代中国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忽略，存在着以偏概全、削足适履的倾向。

为了改变上述范式主导下的中国和世界叙事，改变中国在西方面前的“学生”乃至“被告”角色，张维为教授提出，正确理解中国和世界需要跳出西方范式，实现“范式转换”，即以“良政-劣政”范式取代“民主-专制”范式，以“整体利益党-部分利益党”范式取代“一党制-多党制”范式，以中国-西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三元互动”范式取代西方-非西方的“二元依附”范式。在《这就是中国》一书中，张维为教授运用这些新范式，并辅之以大量事实、案例、数据来阐释中国和世界，让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当然，理解当代中国的最为根本性的、总体性的范式转换，是张维为教授提出用“文明型国家”范式取代西方的各种国家范式。

从20世纪世纪20年代开始，不断有学者认识到用西方主流的国家理论解释中国的局限性，并试图提出解释中国的新概念。罗素、梁漱溟等学者提出了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概念，也有学者提出了与之相近的天下国家概念。近年来，以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为代表，从文明国家角度阐释中国的崛起，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文明国家论与关于现代中国的其他西方式论说相比，具有一定的优点，特别有助于凸显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有机联系，凸显这种联系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并把中国与西方式的国家发展道路区别开来。但仔细深究，文明国家论也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文明国家框架中，文明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简单的并置关系？还是有所侧重？很多文明国家论者似乎认为，文明国家的重心在文明而不在国家。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就宣称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这里可能存在的陷阱是，既然中国实质上只是一个文明体，文明国家的重心在文明而不在国家，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国家只是一种“想像”或“虚构”，那么中国分裂为几个国家也是可以接受的。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出如下结论，如果只是文明国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就处于未完成状态，中国迟早要完成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对于由现代民族国家所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而言，中国仍然是“他者”。这样一来，文明国家论同样会消解大一统中国的国家合法性。

张维为教授提出“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概念，正好可以弥补“文明国家”概念的上述缺陷，同时又能够兼容文明国家论和民族国家论的很多长处。张教授明确指出,“文明型国家”是指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即中国。根据这一界定，文明型国家的重心当然在国家，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是完全没有疑义的。张教授引用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话指出，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建立起了现代国家，比西方的现代国家建构要早一千多年，当代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又是具有持久的文明传承、深厚的文明积淀、辉煌的文明成就和远大的文明抱负的国家，“家”“国”“天下”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古老的“文明”与现代的“国家”融为一体、相得益彰，这使得中国区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类型的国家。

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的全貌，张维为教授用“四超”“四特”来描画中国的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而在“一国”背后，又有“四方”，即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包括政党制度中的“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民主制度中的“协商民主”特别是“新型民主集中制”、组织制度中的“选贤任能”以及经济制度中的“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都是在文明型国家长期的模式探索和思想理念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奥秘所在，也是中国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保证。

用“文明型国家”这一概念来阐释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形象，既可以展示当代中国作为“新中国”的面向，肯定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捍卫中国的国家合法性，同时又可以彰显当代中国在文明传承、文明包容、文明创新、文明担当方面所具有的文明特点，表明中国人在国家问题上不会陷入西方一神教传统所导致的偏执态度，而是在文明和国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通过文明有效遏制国家机器的异化，防止国家变成欺压人民、好勇斗狠、以邻为壑的工具，通过国家的不断文明化而追求实现“天下文明”“世界大同”的理想。

此外，“文明型国家”概念不仅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的发展规律，理解中国崛起的奥秘，描画中国的未来形象，而且有助于人们站在文明型国家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类型，如神权型国家、氏族型国家、公司型国家、社会型国家、精英型国家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更为全面而深入地把握人类政治图景，认识西方式现代政治的基本格局及其限度。敢于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观中国、观世界，是深厚博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底气的体现。

应该承认，在西方话语和理论仍然处于主宰地位的情况下，从中国视角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是一项复杂的事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有经验的积累，而且需要眼光和见识，需要理论上的建构和拓展。张维为教授独辟蹊径，提出“范式转换”，旨在用原创性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理解当代中国，打破西方的理论和话语霸权。而由此发展出的文明型国家理论，在常识、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保持了较好的平衡，具有较强的统合力、解释力和前瞻力，为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包括研究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想理论框架。张维为教授的《这就是中国》一书，以中国为立场、为方法、为价值、为尺度，无疑是从中国视角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的一部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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