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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与世界各国的首脑外交非常活跃，其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2022年10月底，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率团访问中国，这也是中共二十大结束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它反映了中国和越南两党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谓特殊性，主要指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重要性体现在中方将中越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越南把越中关系视为其对外政策头等优先的战略选择。

越共总书记访华后不久，2022年11月8日，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与越南外交学院，在中国驻越使馆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中越高端智库对话。在对话中，我提到我们这代人对于越南人民进行的伟大的抗法战争、抗美战争都耳熟能详，我们都会唱越南歌曲：《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我们都熟悉毛泽东和胡志明亲手缔造的中越友谊。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越关系曾经历过跌宕起伏，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回忆：1987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问中国，我担任翻译，时任副外长的钱其琛专门去首都机场迎接。

德奎利亚尔是秘鲁人，生于1920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一年，他是秘鲁的资深外交官。从1982年开始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来又出任过秘鲁总理兼外交部长，2020年去世，享年100岁。我记得他在中国访问期间，多次抱怨工作太忙，他私下对钱其琛感叹，人家都说联合国不干事，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但我天天都在忙，从来没有周末，一般的联合国雇员每年可以休息一个多月，但我一年大概可以休息一个星期。

钱其琛与德奎利亚尔一上车就开始讨论当时困扰中越关系的柬埔寨问题。随后邓小平等中方领导人会见德奎利亚尔交谈的重点也是柬埔寨问题与中越关系。与德奎利亚尔随行的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巴基斯坦籍的资深外交官阿赫迈德刚刚访问过越南，并准备再次访问越南，希望在中越之间穿针引线，为解决这一焦点问题做些事情。

这次接待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对于中方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希望借助联合国的力量，推动解决中国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障碍，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来的，也就是苏联方面要解决（1）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2）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驻扎重兵；（3）苏联武装占领阿富汗，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而且邓小平把解决“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作为首先要解决的障碍。

大家可能记得1989年邓小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见，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在这之前的1985年10月，也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华前一年半的时候，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让他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那天会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 齐奥塞斯库回答“可以的，这个月我们将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举行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邓小平说“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齐奥塞斯库说：“好。” 邓小平说:“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办到，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齐奥塞斯库说，“我将转达。”邓小平接着说:“中苏之间有三大障碍，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会见后，在场的记者当即请示:“小平同志，此事要不要在报道中反映一下？”邓小平想了片刻，回答说:“不必”。后来在1989年5月北京会晤中，邓小平高兴地对戈尔巴乔夫说:“3年前，我请齐奥塞斯库同志给你带口信，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消除三大障碍，早日实现我们之间的见面和对话。”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我记得此事。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而且，看起来一切做得很及时。”

德奎利亚尔1987年访华北京期间，中国几位领导人与他会谈也聚焦在这个问题上。钱其琛陪同德奎利亚尔从机场一路谈到钓鱼台国宾馆。钱其琛问他对苏联撤出阿富汗的前景怎么看，德奎利亚尔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表示苏联准备先撤出六个团，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步骤。他反过来问钱其琛中国怎么看戈尔巴乔夫的讲话。钱其琛说：有新意，但还不够，特别是在柬埔寨问题上。钱其琛的讲话反映了邓小平当时的判断。德奎利亚尔问钱其琛，对于中国要求苏联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如何回应。钱其琛说，苏联总是推卸责任，认为这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希望中越恢复对话。钱其琛强调指出，我们认为没有苏联的支持，越南在柬埔寨一天也呆不下去，并说希望整个国际社会都要继续对苏联和越南保持压力，德奎利亚尔点头表示理解。

接下来的会谈中，德奎利亚尔多次强调苏联和越南的态度有重要的变化，希望中国抓住机会改善与两国的关系。其实，当时我们内部对这些问题看法的分歧不小。一部分人认为苏联的倡议新意不多，只是策略运用，不要抱太多幻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内外压力苏联的松动可能是重大的战略调整，我们应该抓住机会。实际上整个国际社会对苏联也大致是这样两种态度。

就在德奎利亚尔抵达北京前不久，我参与接待一位美国参议员，他对吴学谦部长说，根据他通过可靠渠道得到的信息和美国多家智库的分析，苏联在阿富汗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时间对苏联有利。后来证明美方的这个判断是谬误百出的，而邓小平的判断是对的，邓小平的判断是苏联已经支撑不下去，国际社会必须保持压力，同时也要让苏联看到放弃对越南支持的甜头。邓小平始终相信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苏联最终要在这些问题上有所松动的。

这几年国内智库建设势头很猛，其中不少智库对美国的各种智库顶礼膜拜，这与西方话语和西方标准这些年对中国学界的渗透有关。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这个标准看美国智库，真正好的并不多。以我比较熟悉的政治领域为例，多少美国智库、西方智库能真正读懂中国？他们过去40多年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几次是对的？美国有这么多政治学者，居然没有一位预测到苏联会解体。美国冷战史专家，耶鲁大学资深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曾调侃美国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者：里根夫人南希的占星术师所做的预测都比他们准。所以千万不要被西方智库的表面风光所迷惑。西方在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真正好的智库凤毛麟角，这与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和形而上学盛行有关，也和战后发展起来的所谓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等学科本身离科学还相距遥远。中国学者和中国智库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对很多问题的判断比他们准确得多。

中越关系的演变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在越南抗美战争中，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但1975年越南完成了国家统一之后，亲苏的越南领导人黎笋对内实行极“左”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对相对富裕的华人群体进行迫害，导致数十万华侨成为难民。对外依仗苏联支持企图构建“印支联邦”。越南公开反华，加紧对老挝的控制，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配合苏联从南面包围中国。中越关系交恶，最终甚至发生了严重的边界冲突等，好在后来越南也认识到，改善中越关系有利于越南自己的利益，关于中越关系的改善等，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下次抽时间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