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三年，中国全国上下既在抗击瘟疫，同时也在抵御着一场接一场的瘟疫战争。

抗击瘟疫，指的就是面对非人类的新冠病毒，全国上下大力推出的一系列以压低传染规模、减少重症率与病亡率为目标的行政性和医疗性措施。三年来，中国先后打赢了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上海保卫战，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抵御了一波波境外输入疫情的冲击，这些都是抗击瘟疫的显著成果。

相比之下，瘟疫战争则是在人类之间暗中进行的，它指的是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一些国家不失时机地将疫情政治化、武器化，展开了针对中国的各种形式的打击。这种战争不同于传统战争，它借助疫情的爆发而发动，借助疫情的演变而进行，其具体形式也随着疫情的变化而变化。战争原理来自于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会使用，每一个事物都可以成为武器。

若要理解中国近三年来围绕抗疫呈现出的总体行为模式，必须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认识，不能只看到抗击瘟疫这一个方面。世界上一些国家将疫情政治化、武器化并针对中国进行打击的瘟疫战争，可以说伴随了近三年新冠疫情的全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而中国的抗击和应对同样也持续了三年并仍在进行当中。

第一阶段：“武汉病毒”vs“武汉保卫战”

针对中国的瘟疫战争是在三年前与中国武汉突然发现疫情同时开始的。尽管直到今天病毒溯源问题仍未解决，真正的“零号病人”在哪里、新冠最早的原始株源于何处等关键线索仍是迷雾重重，但疫情最初的发展看起来确实就是一场武汉和湖北等地爆发的地方性流行病。于是，在一段时间里，针对中国的妖魔化言论顺势而起，通过“武汉病毒”的命名将中国锁定为罪魁祸首，各种隔离中国、封堵中国的措施随后纷纷出台。

不难想象，如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确只有中国是疫区，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疫情，或者疫情的分布以中国为中心其严重程度向外围呈梯度逐级扩散，那么，一场针对中国进行精准打击的瘟疫战争必定会全面展开。政治上的攻击、经济上的制裁、贸易上的封锁等等，一样都不会少。除非中国尽早结束瘟疫的流行，否则，对某些国家来说犹如天赐良机的瘟疫战争，绝不会自动停下来。

但是，形势并未如某些人所愿那样发展，2020年春夏之交，新冠疫情按照其自然演变规律迅速发展成了一场全球大流行。就在武汉和湖北疫情在中国式抗疫的强力阻击下得到了有效控制的同时，欧洲和美国等地的疫情迎来了第一波大爆发，成了全球疫情梯度分布的最新“高地”。

随着疫情的快速发展，各种严重后果也开始在这些“高地”显现，由于中国式抗疫与欧美式抗疫形成了鲜明对照，无论从哪方面看，欧美都更像是新冠遭遇战中的战败者。一时间，原来那个借机将中国推入火坑的战争剧本没用了，而且在剧情的逆转之下，中国反倒更有机会成为赢家了。

4月8日武汉宣布“解封”，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经过了一场长达76天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中国重新赢得了主动权。世卫组织宣称武汉给世界带来希望，而与此同时，在那些处心积虑想要打击中国的国家中，黑暗期才刚刚降临。在这形势下，针对中国的瘟疫战争只得暂时偃旗息鼓。

第二阶段：“群体免疫”vs“动态清零”

2020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短短6个月后的9月28日，全球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突破了100万。

表面上看，这时的世界各国就都只有抗击瘟疫这一个战场了。考虑到疫情的严重性，重症人数和死亡人数在多个国家居高不下，按说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全力应对疫情尚且力有不逮，不应该再有发动瘟疫战争、打击对手国家的企图了。

遗憾的是，人类社会从来不这么简单，新的瘟疫战争剧本很快编写了出来。在新的剧本里，将疫情武器化的设计工作更加复杂了，其用心也更加险恶了，因为其巨大的杀伤力正是包藏在所谓的“群体免疫”这个医学术语当中的。

“群体免疫”作为一个总体应对措施，于2020年3月由时任英国首相的约翰逊首次公开提出，引起了全球哗然。从中国的角度看，通过放任病毒在人群中自然传播达到“群体免疫”效果的概念简直不可理解，其中所包含的任由脆弱人群在疫情中牺牲的观念，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能接受的。当时正在通过全国动员实施阻击战、总体战的中国，通过官方媒体评论将这种消极抗疫的做法描述为“掩耳盗铃”，认为“其本质是罔顾生命，既不科学，更不道德。”

但是很快，随着疫苗的普及，“群体免疫”被世卫组织重新定义为在达到疫苗接种阈值之后即可以保护人群免受病毒感染的一种有效措施，并成为了欧美国家普遍实行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推动之下，这些国家出现了大量令中国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社会现象，包括民众中此起彼伏的拒戴口罩运动，毫无防护措施的人群聚集，以及超高的重症率和死亡率。

2020年和2021年，美国和欧洲多国连续两年死亡人数增幅创下有统计数字以来的最高记录，在最高的时期，美国单日病亡人数曾一再超过9·11的死亡人数。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针对中国的瘟疫战争新剧本吗？难道有人会企图通过在本国加快实现“群体免疫”获得反向的战略优势吗？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人未能充分认识到的一点是：关于烈性传染病，关于人群通过染病获得免疫，在不同民族中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的。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都是痛苦和灾难、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爆发，对于某些欧洲民族来说却犹如是神的礼物一般，与他们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对外征服史紧密相连。

美洲文明整体上被灭绝的历史过于宏大，今天很难完整复原其真相。但是20世纪以来的一些现实案例提供了灭绝过程的微缩模型。20世纪初，某个位于南美洲的原住民部落接受了一名欧洲传教士，仅仅因为传染病，这个原本有着6000-8000人口的部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就只剩下了几个人。在1942-1943年，阿拉斯加某个偏僻的印第安群落，由于一条公路的开通，短短一年时间就接触到了麻疹、痢疾、百日咳、腮腺炎、扁桃腺炎、脑膜炎以及黄疸性肝炎等一系列传染病，最后由政府实施紧急救援幸存了下来。

这就是“群体免疫”不可明说的竞争优势。毫无疑问，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让人类社会中某些人群的历史记忆再次复活了。他们幻想着神将再次站在他们一边，虽然本民族中的老弱人口会有一定损失，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生活，若没有欧洲历史上频繁的瘟疫大流行提前制造了“群体免疫”，传染病如何能够成为欧洲民族近代以来对外扩张最重要的同盟军？

中华民族没有类似的历史记忆，恰恰相反，中国史书上记载了很多外来瘟疫带来灾难的事例，每一次也都是顺应自然法则硬扛过去，从未有过通过故意放毒消灭异族人口夺取异族土地的事。就这样，出于守护家园土地和人口的本能以及对于新冠病毒传播规律的科学认识，中国继“武汉保卫战”之后，顺理成章地继续采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严防死守策略，并逐步发展出一整套日后被称之为“动态清零”的行政与医疗紧密结合的疫情防控模式。

理论上讲，“动态清零”由于是从源头和早期阶段通过人为干预强行阻断传染链条，是可以应对任何种类的瘟疫的，也是可以抵御任何形式的瘟疫战争的。因此，即使某些国家企图在本国率先实现了“群体免疫”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相对于中国的进攻态势，面对中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动态清零”防线，也无计可施。

第三阶段：“超级毒株”vs“有序放开”

假如新冠病毒不再变异，新的毒株不再出现，也许在2021年国庆节前后中国就可以宣布最后胜利了。尽管自2021年4月之后德尔塔变异株在多国成为主流变异株，其传染率相较于早期的原始株又提高了一个量级，R0达到了5-7，但与此同时，中国“动态清零”抗疫模式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高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平衡始终未被打破。

平衡最终被打破，是史无前例的“超级毒株”——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横空出世。该变异株自2021年11月首次在南非被发现，到2022年4月即已成为了全球的主流变异株。在2022年6月世卫组织的发布会上，发言人称其为“免疫逃逸程度最高”的变异株，远超过阿尔法或德尔塔变异株。而根据中国疾控部门7月初的通报，奥密克戎BA.2的R0值约为13.3，BA.4/5的R0值可能达到18.6，相较于原始毒株R0值3.3和德尔塔变异株R0值5.1，它已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具传染性的疾病。

“超级毒株”奥密克戎带来的新变化，给“群体免疫”和“动态清零”两种模式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冲击。由于极高的免疫逃逸程度和极高的传染率，对于前者，“群体免疫”的目标能否实现暂且不论，在完全“躺平”的社会环境中，“群体感染”和“群体发病”是注定要实现了；而对于后者，则意味着任何试图通过人为干预阻断传播链条的努力，在实践中都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回顾地看，2022年春上海这个超大城市长达两个多月的全域静态管理，实际上是在病毒R0值超过10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有史以来通过组织力量对抗病毒极速传播的一次极限努力。6月25日，上海市政府宣布打赢了一场“大上海保卫战”。虽然中国政府仍然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但现实却也越来越清楚：就在同一时间，R0值超过18的奥密克戎亚谱系BA.4和BA.5正在欧洲和美国引起新一波疫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平衡终究还是被打破了。

“超级毒株”既制造了新的现实，也展现了新的未来——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力量，病毒极高的变异性就是大自然意志的体现，新的变异株还在不断出现，全体地球人都很难逃脱，被迫经历一次物竞天择式的“自然淘洗”。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无法做到“群体免疫”，但是在被迫接受一定的伤病率和死亡率之后，还是会通过与病毒共存实现“群体免死”。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世界看到了这样一个前景，中国当然也看到了。而正是这个宿命般的前景，让瘟疫战争又有了一个新的剧本：三年时间，中国之外世界的大部分经历了“自然淘洗”的全过程，而中国出于守护生命的本能实施了最大限度的人工干预，结果在免疫屏障的建立和经历“自然淘洗”过程这两方面与外部世界形成了巨大反差。

如果这个反差继续下去，中国又将成为全球疫情梯度分布上的一个“洼地”——这个结果恰恰是对欧美的讽刺。然而，一旦这个局面被瘟疫战争的策划者武器化，组织起一次“高地”针对“洼地”的反向合围，后果将极其严重。

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没有什么瘟疫战争。只要看看当下——明明中国目前仍然主要是境外输入病毒的受害者，但在国门刚刚打开的这段时间，一些国家却已纷纷出台针对中国航班和旅客的限制性措施，颠倒黑白将中国再次妖魔化为新病毒的输出国，而众所周知，奥密克戎早已在欧美世界流行了大半年。由此可见，瘟疫战争的策划者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打击中国的机会的。

从11月11日的“二十条优化措施”到12月6日的“新十条”，中国用了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迅速调整政策，说明形势已十分紧迫。据报道，已在几十个国家中流行数月的新型变异株BQ.1及其亚系和XBB及其亚系都已进入了国门，中国的选择空间并不多，不得不冒着风险，利用冬季的气候环境加速“超级毒株”疫情波峰的通过，迅速改变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疫情分布上的不平衡。

1月8日中国将对新冠疫情实行“乙类乙管”，政策实施之日，就是国门完全打开、行政性人为干预措施完全解除之时。时间很紧，却也是一个在如此形格势禁的局面下必须要做出的重大抉择。这是当前情况下，使中国在全球疫情梯度分布中既避免成为“高地”，也避免成为“洼地”的一个决定性行动。

在疫情持续整整三年之后，在经历了无形的瘟疫战争至少三个阶段之后，今天这个行动的代价很大。我们看到过去一个月里，全国各地迎来了一波感染高峰，四川、北京、河南、湖北、河北等地感染人数占比达80%。数字的背后，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的负重前行。凭借着之前政府的严密防控，很多人在三年里躲过了凶猛的原始毒株，躲过了阿尔法、贝塔、德尔塔，现在我们一起扛过奥密克戎，经历了身体上的病痛，也经历了医疗资源挤兑带来的焦虑。

但我们必须面对新的战斗。瘟疫会造成人员牺牲，瘟疫战争若应对不当则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牺牲和更多其他方面的损失。这是国际政治的严酷现实，中国只能以不是战争的战争之方式来坚强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