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中国为何申请以及何时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为外国媒体热议的话题。马来西亚、新加坡表态欢迎中国加入，而澳大利亚、日本则被认为是“主要绊脚石”。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认为，“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有愿意中国加入CPTPP的因素，下一步的谈判难点不是在日澳，而是在太平洋对面的加拿大和墨西哥。”
同时，他认为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中国要发展“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和政府两手抓，规避之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观察者网：中国很早之前就表态要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9月16日正式提出申请，中国此时加入的时机和战略考量是什么？释放了哪些信号？
丁一凡：
中国要参加CPTPP的信号不是这次才放出来的，去年年底，我们就已经表态说要参加CPTPP的谈判，这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过程。
这一次是政府正式提出要开始谈判了，意味着我们对 CPTPP条款的各种预估评判已经做完了，这不是仓促决定的，应该是准备了一段时间。它放出了一个信号：中国依旧愿意积极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
因为CPTPP涉及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加上现在世界经济没有一个更好的复苏态势，且没有为WTO改革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个更大的地区，可以更好地让地区经济参与一体化。
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不断质疑他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后来产生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那些最开始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也开始怀疑，想要跟中国脱钩，想要技术和产业链的回归，这些都是打引号的“反全球化”的力量。
相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很明确地提出中国要接过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吸取了经济全球化的一些经验教训，就是要防止经济全球化造成更大的社会分配不公。
因为前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建立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这个基础的原则是把政府放在一边，让企业决定市场。但企业是不管社会分配问题的，政府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后果就是社会分配严重的倾斜和不公，这是一种市场自发的结果。
对此，“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就是“两手硬”，市场、政府两手都要硬，我们签约的130多个协议，有关“一带一路”的协议都是跟政府签的，企业之间也有，但主要是前者，政府和企业都参与其中。
我们跟外国的企业协商，要防止“中国版的全球化”重蹈覆辙。最近讲共同富裕，也与此有关；国内要推动共同富裕，防止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造成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
总的来说，我们要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做出新的表率，积极推动新的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像CPTPP这样的组织就是很重要的抓手。
观察者网：目前，泰国、英国、韩国、印尼等潜在新成员都将加入CPTPP提上了议程，您如何看待？
丁一凡：
我觉得英国要申请加入CPTPP挺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谈判参考和参照。CPTPP的谈判更多地是一种技巧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过去CPTPP是他们一块谈的，现在不一样，对于新成员的加入会有一些门槛和条件，需要跟所有的原有成员国达成协议。如果我们跟英国一块儿参加谈判，很多事情就可以参照了，可以知道这事怎么回事。
观察者网：大家都在猜测，CPTPP本就是奥巴马时期的“政治遗产”，2020年大选民主党上台，外界一直猜测美国是否会重返TPP，白宫发言人目前表态不会重返，拜登也受到党内的掣肘，您认为美国会重新加入吗？
丁一凡：
CPTPP的主导是个鸠占鹊巢的故事。最开始的时候，CPTPP不是美国人提出来的，CPTPP是新加坡等一些太平洋地区小国提出来的，他们想找一个贸易区来促进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往来。后来，美国人借这个事，在某种程度上孤立中国，把TPP当做一个“战略牌”打；它故意把其他国家都拉进来谈，完了之后又不跟中国谈，想借这个协议要挟中国。
实际上，TPP协议对美国也有一定风险，它里面有很多强制性规则，这些条款一旦执行，美国也要受到一定的约束，特别是美国有国内法优先，也有海外的商品管辖，但加入TPP以后，美国在海外的行为也要受到约束。所以，部分美国国内的力量不满TPP对美国的约束，认为TPP是出卖了美国的主权，这也是当时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原因。
现在拜登回来了，打的旗号是自由主义、重归国际社会，要恢复欧美同盟关系，但拜登在美国的支持率很低，而且他不得不考虑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和国内各种各样的难题。这些政治问题对拜登政府来说，比加入CPTPP的事情重要得多。某种程度上，拜登根本不敢去得罪立场非常坚定、支持特朗普的那些共和党选民们。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拜登说美国不会重返CPTPP，是很符合逻辑的。
而且，如果美国现在要重新加入CPTPP，它跟中国的地位是一样的，也需要重新跟这些国家谈判，谈判的过程也不会那么顺利，内外风险都很大。基于国内外的各种情况，拜登是不可能冒风险的。
观察者网：目前有论调说中国成功加入的希望并不小，CPTPP签约国的态度可能分为三派，支持中国加入，对中国加入有所迟疑，反对中国加入，您如何看待11个签约国的不同态度？他们的立场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丁一凡：
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参与CPTPP，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一是美国退出TPP之后，现在CPTPP是日本在牵头。
之前日本反对，这事就没戏，但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是那么负面，日本并不是坚决反对中国申请加入。
其实挺容易理解，如果中美都不参加，即使日本主导，CPTPP的作用并不大，因为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组织若没有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的体量是不够的。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中国能进去，中日联系能够更加紧密，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互相配合也会更多。
关于澳大利亚，中澳关系最近一直比较紧张，甚至美英要卖核潜艇给澳大利亚，矛头也是对着中国的。澳大利亚会不会反对中国加入CPTPP，也被我们列入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但这个问题也不会那么严重，为什么？
因为即使中澳之间有很多摩擦，尤其澳大利亚要积极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围堵中国，中国也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但反过来讲中澳都是RCEP成员，澳大利亚未必就一定坚决反对中国参加CPTPP，而且CPTPP跟RCEP相比，它的约束性更强，可能澳大利亚还希望能够利用CPTPP来约束一下中国。
我觉得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有愿意中国加入的因素，下一步谈判的难点不在日澳，而是太平洋对面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加拿大和墨西哥会基于《美墨加协定》（USMCA）中的“毒丸条款”而被迫站队，所以无形中就把美国牵扯进来了。
根据条款，美、墨、加三国中任意一方与美国认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则其他协议伙伴有权在6个月后退出美墨加协定，并以新的双边协议取而代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GDP严重依赖《美墨加协定》，因此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会让墨加两国唯美国是从。
《美墨加协定》中的很多条款是特朗普推翻了原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的内容，重新和墨西哥、加拿大谈判的，同时强加了一些条件和布置，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利用加拿大或墨西哥作为跳板进入美国。中国后续要进行谈判，条款是否可以共存、不出现矛盾等都是面临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以为CPTPP是日本主导的，日本不反对，就基本上没太大问题。这种想法低估了在谈判期间仍然可能给我们出很多难题的墨西哥和加拿大，考虑到它们的作用，事情就不是那么肯定了。
观察者网：对于中国申请加入CPTPP的消息，新加坡表示支持和欢迎。前段时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了新加坡，如何看待新加坡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
丁一凡：
新加坡肯定是支持的，它最主张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不能像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单独贸易，希望一个更有规则、更具惩罚条款的国际贸易协定，因为这样对它的保护是最大的。新加坡当然愿意中国加入CPTPP了。
中国加入CPTPP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保护和保障，近年新加坡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往来非常多。而且从过去到现，新加坡帮我们搞了很多工业园，在中国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很深的参与，比如苏州工业园、渤海新区等。
所以，新加坡非常愿意扩大跟中国的合作，它也会游说其他的东盟国家支持中国；但是新加坡也要在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因为新加坡在安全问题上不得不依赖美国，在整个地区里面，它对美国总是有一种特殊的平衡作用。
观察者网：您之前说，“入世”的经验告诉我们，规范国内企业可以释放更多的活力，这次借助CPTPP谈判的压力，是否促进国内改革？
丁一凡：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双轮子”共同推进的事业，开放一直被认为是推进改革的动力。在参与世贸组织的时候，我们也借此使得市场主体的行为更加规范，市场更加规范和统一。
这些事情不仅有助于企业释放活力，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出口，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开放程度相比，现在还有一些领域是不开放的，但我们也想利用CPTPP谈判的机会来测试一下中国是否可以承担和承受这样的开放。
实际上，现在CPTPP里面的好多内容也是世贸组织正在谈判的，未来世贸组织可能也会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进展。如果我们今天不参加 CPTPP谈判的话，未来在世贸组织里也会遇到同样的内容，这时候积极主动参与，对未来解决其他问题也不是坏事。比如，服务业开放、政府采购的问题，如果已经在CPTPP里面谈了，将来在世贸组织谈的时候就更有信心和把握，能够更加了解它的作用和影响。
“外循环”总是会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也不断有一些新的规则和发展方向，我们要积极参与。中国参加WTO的时候与RCEP的一些谈判条款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新的事情和规则在不断发生，只有不断地去谈判接触新的规则（比如CPTPP的规则比较新），才能知道这些新规矩对我们经济发展会有哪些影响，这对我们的外循环很重要。
观察者网：如果中国成功加入CPTPP，会给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带来哪些变化？
丁一凡：
中国现在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区域合作，除了CPTPP以外，我们也已经批准了RCEP，大概今年年底就会真正落实，目前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审批完，等到全部审批完就正式生效了。
除了RCEP以外，我们还跟很多国家都有双边自贸协定。当然因为一些政治原因，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还没有开启，但中国没有放弃推动这件事。中国还在不断推动跟其他国家的自贸，使我们的交易往来能够更加顺畅。
CPTPP的条约更有强制性，RCEP没有强制性条款，它是大家根据规则自愿做这些事情，里面也没有裁决条款，但CPTPP是有仲裁条款和仲裁机制的，这就跟WTO一样了。规则就是如果你的同伴认为你违反了条款，他可以起诉你，会有专门的机构去审查，最后如果判定你输了，就要交罚款。CPTPP的强制性、约束性更强，这会迫使参与者去改造他们的规定和行为，作用也会更明显。
观察者网：CPTPP的强制性、约束性、规范性更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全球经贸规则最高标准，中国可能面临数据流动、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劳工权益、知识产权等几个门槛，你觉得中国还面临哪些门槛？针对这些门槛我们有相应的措施吗？
丁一凡：
我觉得“门槛”这个说法更多是西方媒体刻意宣传出来的说法，数据流动有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国家也很注意这些事情。
但和加入CPTPP的其他国家对比，我觉得可能其他国家更担心一点，因为我们的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占有优势。国有企业和知识产权的规矩对于中国来说，不是特别难。中国现在没有参加政府采购的一些条款，但早晚也会参与的。
关于劳工权益，我们的最低工资不断上涨，社保体系都已经建立了。劳工权益完全是西方媒体根据自己的政治需求编出来的一个故事，说我们强迫劳动。我们劳工权益真的那么差吗？中国真的是血汗工厂吗？我觉得不应该被西方媒体洗脑了，中国的劳工权益并不是西方描述的那样差。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样，中国这些年进步那么大，知识产权的申请数量超过了美国、日本，我们的经济发展强调创新，也越来越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是门槛的问题，而是我们主动追求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用害怕。
这几个问题更多地是西方媒体炒作的题目，而不是实际问题，我们能够满足这些“门槛”，甚至要利用这些门槛来保护我们的企业利益。
观察者网：是的，在数据流动方面，中国相继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我们的管理和治理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就像您说的，我们要推行“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所以对于西方既有的条款我们也要去审查其中的意识形态和偏见。
丁一凡：
对，我们不见得说这些条款一定会造成威胁并且限制我们。一方面我们会用这个条款来保护中国企业，另一方面也会提高中国企业的能力。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可以讲，比如不能单独地说国有企业就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加强国有企业的透明度等，但你不能说凡是国有就一定不好，这是过去他们意识形态斗争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观察者网：同样作为区域性多边经贸协定，RCEP和CPTPP分别有哪些“特长”和局限？我们已经加入了RCEP,为什么还要加入CPTPP?
丁一凡：
刚才已经讲了RCEP和CPTPP有一个最大区别，是一个大家同意的问题。CPTPP有强制性执行，是一个约束力更强、制约性更强的组织。另外，RCEP只是货物贸易，没有特别多的服务贸易。而CPTPP有很多服务贸易的，包括数据流动等等。你刚才讲到了，对知识产权、国企要求的内容，RCEP里面是没有的，在CPTPP里面是有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谈判，看看最后达成什么样的标准。
CPTPP的国际生产链上，生产国、资源国和消费国三者比较平衡，是一个市场全面的融合，中国与CPTPP的产业互补性比RCEP要好。CPTPP整个产业链来往会更多，而RECP不涉及这个，CPTPP规则更高，对整个地区和全球产业重塑有很大的作用，而且货物流通、自由贸易度更高。
总体来讲，如果CPTPP能够达成的话，在重建产业链、经济一体化方面，它起的作用比RCEP要更强更大。
观察者网：中国申请加入曾经以对抗中国为目的的CPTPP，有评论说这是“一步妙棋”，不但反将美国一军，更展现了中国的格局和开放决心。CPTPP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交政治博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外交？中国要走怎样的经济外交路线？
丁一凡：
我们的经济外交一直比较积极灵活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落实经济外交。经济外交不仅仅是外交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整个国际战略的一部分，我们的战略就是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改变国际舞台的逻辑。
过去的国际舞台就是以大欺小的地缘政治博弈，但中国找到另一条发展路线，国际舞台未必都是一天到晚斗来斗去的，国际社会可以有一种合作共赢。
这种合作共赢就是把目标设立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为了这个目标而达成妥协，朝着目标发展，进行各种合作。我们认为经济领域里面的合作不是零和游戏（zero-sum game)，而是变和游戏(variable-sum game)。零和游戏只有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但变和游戏可以把结果变成多赢，最后大家都会受益于合作。
这种逻辑跟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只有共同推动地球上的一些事业，使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才能够克服彼此小肚鸡肠的矛盾，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从而为了这个共识而努力。无论是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还是近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气候反常变化，都充分证明了我们人类面临着很多共同的挑战，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应对。
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外交一直是共赢的姿态，但最近却遇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恶意抹黑，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中国赢了，他们输了，于是在经济、外交方面动辄制裁中国和中国企业，中国也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反制裁措施。
本质上讲，中国不希望经济外交领域变成一种互相制裁的局面。我们希望互相合作，但别人要制裁，我们也不能够忍气吞声，所以中国在经济外交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制裁，我们也跟人家对着干，这样的风险其实是很大，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这就是我们还要“双循环”战略的原因。
中国的体量、市场、消费人群足够大，我们要是解决了共同富裕、发展短板的问题，那就可以在别人拒绝合作、拒绝全球化的时候，仍然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条件，我们不怕这些问题。而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