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防疫政策放开之后，社会普遍对中国经济抱有期望，但现实却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很多人都感到困惑：怎么疫情放开了，经济恢复却没有达到预期？

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以往常提的“三稳”，也从“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变成了“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预期管理”成为2024年宏观政策的施策重点。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声音呼吁对民营企业加大帮扶力度。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观察者网“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访谈时，呼吁应该切实关注民营经济当下遇到的问题，实实在在出台针对性政策，比如在疫情期间对民营企业的减税、减租政策可以继续延续，管理层要倾听市场的声音，在解决短期问题之后再考虑中长期问题。

 “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是观察者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推出的重磅访谈节目，邀请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地方债、乡村振兴、金融强国、高质量发展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4年中国经济，敬请关注。

【访谈/王慧；整理/房佶宜、林琛力；编辑/周小婷、朱敏洁】

观察者网：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这里的“三稳”和之前经常提到的“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最重要的就是“稳预期”替代了“稳物价”，并且放在首位，足见对“稳预期”的重视。您一直强调“要真正把预期管理放在决策的中心位置”。预期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和宏观政策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预期管理这么重要？

张军：我一直说，宏观经济政策管理的核心应该是预期管理，但过去我们不怎么重视预期管理。所有政策的目标，都希望能对冲短期的经济波动，而经济短期内波动的背后实际上是预期的波动，即大家的看法发生的变化。

正常情况下，包括投资者、企业、家庭、金融从业者等在内的市场主体，对整个经济的看法是比较分散的，平均而言或者相互对冲后，会对经济保持相对比较稳定的情绪。

但如果发生了一些事，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突然让大家的看法变得相对一致。大家都看好一个领域或者都看好经济时，需求一下子就超过了正常水平，经济就会显得过度繁荣。以房地产为例，在曾经十几年时间内大概就是如此，大家都看好它，就会出现过度繁荣，背后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的预期相对比较一致。

反之，当大家都对这个行业或领域悲观时，就会出现经济低迷。而在正常情况下，预期不太会出现忽高忽低的巨大改变。过去这十年、甚至二十年里，我们可能没怎么经历情绪的忽高忽低，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因此好像觉得预期管理没有进入到决策层面。

但今天我们看到，大家的看法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变得比较一致，整个市场情绪发生剧烈变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非常关注预期，要进行预期管理。

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些技巧或工具，来对市场预期做一些引导，对过度剧烈的看法或情绪变化要做一些缓解工作等。这些都是预期管理很重要的内容，也是我在过去几年里多次强调预期重要性的原因。

观察者网：预期管理应该是政策制定部门和市场之间的双向沟通。您觉得放到国际上比较，我们国家的预期管理做得怎么样？哪些渠道或机制应该进一步完善，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您有什么建言？

张军：那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进行预期管理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再加上现代央行制度经历了长时间的演进，他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

可能平时大家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美联储的一些做法，但看了就过去了，没有停下来想一想，美联储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这背后就有预期管理的需求。

预期管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管理层要对经济进行预测。比如，美联储每个季度会发布一些对美国宏观经济的预测。我们经常会在媒体上看到美联储发布点阵图，即美联储的19名委员（注：美联储的管理层通常会由美联储理事会的7名委员，外加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组成，不过美联储理事会并不总是7人。）要对美国经济的主要指标，如利率走向，独立给出自己的看法和预测，然后将他们的看法放到一张图里，用点标出来。公布以后，市场就可以了解美国的管理层是怎么看的。这是预期管理的一种方式。

我们国家发布统计数据的机构是国家统计局，美国则是经济分析局。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往往都是环比数据，一般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地发布。每年4个季度，环比数据可以告诉你这个季度相对前一个季度的变化。当然，我不是说它不会公布同比数据，出于跟其他一些国家进行比较的考虑，它也会公布同比数据。

而且，美国经济局不仅发布环比数据，还会把环比变成年化率，通常叫季环比折年率，也就是把季度的环比数据折算成年度数据，这样就会对市场起到引领作用。

预测是很重要的，市场很想知道管理层是怎么想的，是如何看待经济运行及未来走向的。所以，我们公布的数据要有前瞻性、预测性的功能，把季度数据折算成年化率，这样在第一季度时，人们就能知道全年的增长率大概是多少、利率大概在什么区间。

我们国家基本都是公布同比数据，这样就不太可能提前知道全年数据，一直要到第二年的1月中旬，才能知道去年全年增长了多少。

虽然同比跟环比数据各有优劣，但我觉得从宏观管理、预期管理的角度来说，环比数据更重要，即便它可能需要季节调整。美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叫季调，经过季节调整，季度环比折年率是多少。我们一季度公布的GDP同比增长数据，跟季环比折年率算出来的并不完全相同。

所以有时候，一些普通观众看了媒体报道后，发现美国公布的比如二季度GDP增长率是5.9%，会觉得比我国增长还快，但其实它是季环比折年率，跟我们的按同比计算的季度增长率是不一样的。

观察者网：所以按您的说法，未来我国统计局公布数据时，可以考虑把环比数据也加进去。

张军：对，我现在强烈建议，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公布宏观经济的一些重要运行指标时，要把环比数据公布出来，同时也要把环比变成折年数据，赋予它预测功能。通过这个数据，我们不仅能知道实际上按照同比或环比的口径算出来是多少，也可以推算全年数据。

观察者网：这样也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决策和判断。

张军：对的，管理层和跟市场主体之间是要不断磨合的。

管理层怎么想、怎么看、怎么预测、怎么推算全年的经济状况，需要及时向市场说明；同时，市场也有自己的判断，市场上有很多机构也在做预测，很多大的金融机构都有首席经济分析师，会发布研究报告、预测报告，他们也希望就宏观经济走向及其当下运行状态的看法，跟管理层之间进行一定的沟通交流，最终是要寻找平稳，寻找共识。

所以，这个过程一定要透明，管理层的想法一定不能遮遮掩掩，数据一定要真实。

观察者网：怎么让市场声音更好得被管理层听到？

张军：这里面有很多渠道上的考虑，我相信在中国，管理层应该有相当多的渠道可以获得市场的想法或者市场在预期上的变化，选一些代表开座谈会只是一种方式，恐怕象征意义更强一点。

关键问题是，双方要建立起一些长期机制，形成相互的沟通磨合。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统计数据上要有较大的改变。我们通常每个月都会公布一些运行指标，但GDP每个月是算不出来的，所以通常是一个季度报告一次，但公布的都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数据，这对于预期管理来说，不是特别好的办法，今后还需要加上环比数据。因为跟去年同期比，有12个月的时间差了，同比数据的预测性就要差一些。

观察者网：接下来，就想请您聊聊民营企业的预期。去年下半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措施，包括“31条”“25条”等等。但民营企业似乎还是预期偏弱、信心不足，全年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民营企业家最看重什么，政策怎么做才能给他们更多信心？

张军：民营经济在中国整体经济中的占比非常大，又高度市场化。

虽然我们都知道针对民营企业的这些政策每一个都非常好，但这些政策如果不能改变整个经济的大格局，没有让经济从下行压力中走出来，对民营经济来说，就没有太大影响。

你只要跟民营企业家交流就会发现，所谓的信心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他有挣钱的机会了、可以挣到钱了，想法、预期、信心都会慢慢发生改变。所以关键问题是，所有的这些政策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经济发生边际上的改善，让情况变好；然后在边际改善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回到一个正常的增长轨道上。

这不仅仅是民营经济的问题。当整个中国经济发生边际上的改变，经济开始走出当前这种状况时，民营经济会第一时间感受到，他们是最有嗅觉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好了，民营经济自然能感受到。

观察者网：他们能够赚到钱了，自然就会去投资了。

张军：所以，这就牵涉到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所有针对民营企业出台的政策，从中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短期内改善整个宏观经济状况的针对性没那么强。

比如，现在整体需求情况不太好，经过三年疫情的冲击，大量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损失较为惨重，这些损失怎样才能得到政府的一些补偿，怎样才能帮助他们生存下来，就变得更为重要。

观察者网：在短期内帮助民营企业生存下来，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政府可以出台哪些政策来帮助它们？

张军：我们在疫情期间出台了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政策，比如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物业如果是国有的，可以减免房租，这就是效果立竿见影的政策。

即使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但经历三年冲击后，很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能没有太多收入。我认为可以将疫情期间推出的一些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延续下来，并且还要再加码，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

比如，除了减免税收税费，房租能不能减免？再比如，符合一定条件的民营企业，可以得到一些非常直接的财政补助。让这些比较脆弱的群体，包括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家庭，感受到政府在帮他们，这一点非常重要。

观察者网：中小微企业背后就是千千万万个家庭。

张军：对，企业背后其实也是家庭。我一直在说，疫情三年我们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在落实上还存在很大问题。我曾经随机调查过一些中小微企业，比如减免房租到底有没有落实，他们给我的反馈是程序很繁琐，最后都是望而却步。

其实面对今天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拿出疫情期间那种劲头，一个街道一个社区地去排查一下，里面有哪些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现况如何，这非常重要。了解情况后，地方政府才能出台一些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政策。

西方国家就很简单，直接给每个家庭发一张支票。我最近看到一项研究，在疫情期间，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增加的，比原来的趋势线还要高一点，是往上走的，因为政府补贴到位了，所以整体的消费、支出能力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但中国的情况是在趋势线以下，如果没有疫情，我们的收入应该是增长的，但现在却在往下走。显然中国受到的影响特别大。

所以在疫后经济、社会恢复时，没有政府支持和补贴的情况下，你让企业去增长，它首先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消除这几年中经受的损失和代价。

比如，我碰到一个卖灯具的店主，疫情期间他的商店就关门了。他说我损失惨重，因为手上有很多货，投入了200万，现在经济又比较萧条，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开专车，希望在这个时间段也不要闲着，先挣一点钱。但是要让他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财政上要有一定力度的支持，真正帮到需要帮助的家庭和中小微企业等。

观察者网：2023年，发改委内部新设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工作机构。首任局长魏东强调，该局的职责是服务，他们是“民企的娘家人，是自己人”。为什么之前没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现在这个新机构可以为民企解决哪些问题？您对他们的“服务”有没有什么具体建议或期待？

张军：从中长期来说，如果民营企业希望在政策层面上有些什么调整或改变，他们可以去建言，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听取民营企业的呼声，发展局当然是有意义的。

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发展局恐怕离大多数民营企业还是比较远的。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当前一些实实在在的困难，一些大的民营企业目前流动性都存在很大问题，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更是生存问题，他们本来就处在边缘。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能够直接帮到他们，这不是一个发展局就能做到的。我觉得发展局可能更像是一种姿态或者说一种象征，即中国对民营企业会倍加重视。

至于怎么帮到民营企业，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讲的话题，我觉得政府相比于在基建领域花那么大代价，还不如直接帮助这些中小微企业和家庭等等。

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经济遭遇疫情冲击后，家庭的平均收入在下降，企业也是如此，整个社会的支出能力受到了巨大伤害。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帮助它们恢复，回到基本正常的轨道之后，我们再去考虑中长期的事情。

现在如果总是考虑中长期的事情，就跟当前市场上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中小微企业、家庭等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考虑的是中长期的事情，要花那么多钱去建那些未来若干年里才可能有用的东西，而这些急需帮助的经济主体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帮助。

观察者网：短期的政策要精准。

张军：对，在疫后转段的特殊时期，有限的资源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有些中长期的事情可以缓一缓。

观察者网：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呈“L型”放缓趋势，您之前在演讲中提到，民企一方面要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也应该有国际化视野，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为什么当下这个阶段，全球布局对民企来说很重要？为了让它们更好地走出去，在政策上可以做出哪些调整？您有什么建言？

张军：其实过去10年，我们看到大量中国民营企业在往外走，这很正常，因为中国的相对优势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劳动力变贵了，土地也变贵了，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已经看到未来需要有全球格局，让自己的产能分布更加合理。像我认识的一些浙江民营企业老板，比如做服装的，他们很早就开始布局在东南亚的工厂。

这几年国内的状况，特别是经过疫情的冲击，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中国经济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新经济形态越来越多，传统的部门、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必然经历相对痛苦的阶段，要么转型成功，要么死掉。这是很残酷的。

但好在全球市场还比较大，放眼全球还有很多空间，我觉得中国有能力、也有可能进入。我最近多次讲到这个话题，中国民企要走出去。现在，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大概就2万亿多，但我们有14亿人，其实人均量很小；美国、日本、新加坡的人均水平是我们的十几倍、几十倍。

从这个指标就能看出，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海外直接投资的潜力非常大，因为很难想象，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在海外的投资如此的小。

中国企业要进入“走出去”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大的预判。

观察者网：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走出去？

张军：走出去当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东亚人来说，我们看过日本人、韩国人在海外的经历，都很不容易。但东亚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禀赋是吃苦耐劳，即便有很多挑战，在再困难的地方也能够生存下来。

你现在去看看，在非洲、南亚、中亚、东南亚、拉美，想不碰到中国企业或中国投资者都很难，全世界哪里都有中国人的身影。但我想欧美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对中国企业、企业家走出去是充满信心的。

政府在这当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记得去年到宁波去，碰到宁波市政府一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告诉我说最近刚刚从拉美回来，很辛苦，要飞差不多四十几个小时。他们去干嘛？就是为去那边投资的宁波企业站台。其实，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当然，从大的政策层面上来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有一些支持性政策，无论在税收、外汇还是金融等方面，我们完全有条件可以给予他们更好的支持。

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势不可挡；而且，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对企业本身的发展、转型很重要，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转型也非常重要。

很难想象我们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在更大的空间里做不强做不大。中国国内市场尽管很大，但市场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虽然有发达、高效的供应链，但真正能够做到金字塔顶尖或处于供应链最顶端的企业，目前还非常少，大多数企业可能都处在中等技术水平。现在国内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时候去海外他们可以寻找到更能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市场。

观察者网：“内卷”严重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外卷”。

张军：“内卷”严重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走出去以后，会发现天地更大。

虽然可能环境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只要你的技术、生产的东西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需求，甚至帮助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我相信总体上还是会非常受欢迎的。

而且当中国面对外部的贸易摩擦及各种限制性政策时，企业走出去也是必然的。

日本当年也是如此，跟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美国对日本实行出口限制的时候，日本企业就开始往中国、东南亚这些地方转移，后来走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依然保持它的出口势头。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和您聊聊“三稳”中的“稳增长”。现在政府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有人就会问，高质量发展是不是相对就不那么强调速度了？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您认为2024年以及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大概需要维持在一个怎样的区间？要达到这样一个增长速度，经济政策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张军：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通常增速都会放缓。如果是粗放的发展模式，通常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受到的约束比较少，比如对环境没有太多顾虑，对污染没有太多关切。但高质量发展受到的约束一定更多，比如要评估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甚至项目有可能被一票否决，所以速度一定会慢下来。

今天我们所说的高质量发展，很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的所谓集约式发展。集约的含义就是更内涵的发展，就像今天说的高质量，因为速度慢就可以少犯错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下降，于是也就减少了处理负面影响所花费的代价。最终让当前的发展跟未来的发展之间更加平衡了。

过去我们常说“先发展后治理”，那是一种比较粗放的做法。现在是要平衡，即不希望发展造成污染，今后也不需要再花大量的钱去治理。

但这个阶段并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公众需要的东西发生了变化。早期，我们需要更多的物质，发展就是为了解决短缺。比如，住房紧张后就发展房地产，慢慢住房紧张问题就解决了；家用电器紧张，那就大量投资家用电器产能，形成产能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一步步发展到现在，大家需要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希望这个社会更稳定更安全，晚上走出去不担心；希望马路不断升级；过去去北京要坐一天的火车，现在希望当天能够来回；希望周末去一个地方，山清水秀；希望河流回到小时候那样的清洁度；希望天是蓝的……这些都是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大家需求上出现的巨大改变。

需求的改变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社会共识，就是我们开始对发展有了更新的要求，不希望像过去那样，虽然速度很快，但不考虑后果。

发展模式会因为需求的改变而逐步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年里，我们看到高层写在本子里的概念在慢慢发生变化，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观察者网：我们现在确实到了这个发展阶段，那您觉得未来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速需要维持在一个怎样的区间？

张军：过去我们比较纠结于经济增速问题。过去增长10%，后来降到7%，大家就产生了一种恐惧或者说不适。即便到今天，我们还在谈增速，现在增长5.2%，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说，未来能不能重回6%，甚至6.5%。

这些数据当然仍然需要，但我个人的看法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要把增长速度看得那么重，否则很容易为了增速要面子，定一个百分之多少的指标，最后觉得完不成不好看，就把它变成一个非要考核不可的KPI，倒逼各个部门都去考核这个指标。我觉得，有时候会得不偿失。

观察者网：在最近观察者网对您的一次访谈中，您提到了如今的中国经济跟40年前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公众对经济发展的认同和感知，越来越和家庭、福利、社会保障有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些方面的矛盾，让老百姓更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张军：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45年的发展之后，公众现在对发展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以试想一下，20年以后，现在的“00”后、甚至“10后”，他们将来要什么？他们要的是闲暇，是美好的生活，不希望像他们的爷爷辈这样辛苦。

今天我们在住房、交通、家庭等物质层面的积累水平已经很高，未来每个家庭所关心的一定是，我从经济中、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中，获得了什么。比如，我看病、养老有没有保障，我的教育怎么样，我的健康怎么管理……我相信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的整个经济体制、财政收支体制、财富管理方式还停留在创造财富、以建设为主的阶段，那么我们离公众未来的需要会越来越远。

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变时期，人口在发生变化，养老、教育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家现在对教育模式的批评非常强烈，太卷了，孩子们最需要玩的时候，却完全被作业、补课占用了，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每个人现在都不确定自己怎么养老，40年前正好是婴儿潮时期，人口多、年纪轻，但今天不一样了，每年有一两千万人要退休，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经济发展、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公共品的提供。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方向要进行比较大的改变，将来才能更好地匹配社会需要。如果我们现在干的事，跟未来整个国家、社会和民众转变的认知渐行渐远，恐怕将来矛盾会非常严峻。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的几点，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第一是生育率低，第二是教育问题，第三是养老问题，在这三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具体建议？

张军：这需要做出很多改变，我们的财政支出体制要有比较大的调整，未来才可能应对整个认知的变化。

现在的财政主要还是就行业分配，比如花在教育、交通等方面，基本上都不是围绕家庭展开的。未来的财政支出应该更好地围绕家庭展开，那么反馈到收入方，就是整个政府的收入、财政来源需要有较大调整。因为现在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企业，像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基本都来自企业，以后要逐步转变成让税收更多直接来自家庭，才能更好地匹配。

近期，财政界比较集中地讨论1993年的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已经过去30年了，现在到了需要进行新一轮改革的时候，况且地方政府收支体制目前也难以为继。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虽然很难，但我们必须要走出这一步，否则将来会成大问题。

至于养老问题，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这么快，社区养老当然要加快跟上发展，但可能中国人更喜欢居家养老，所以也要思考如何更好地适应居家养老的需求。

所以我过去也在呼吁，我们要考虑怎样放开市场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这些领域，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不要限制，这些问题完全靠政府是不可能解决的，肯定要靠更多的社会资源。中国的养老市场很大，但进入养老市场的门太窄，现在要把这扇门打开，甚至把围墙给打开，让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去。

我相信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有巨大的空间，现在新闻上报道的一些老人养老状况惨不忍睹，某些养老院很可怕，居住条件、服务质量都很差，这正是反映了中国整个养老市场还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怎样提升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在我看来，一定要市场化。

银发经济还有非常大的空间，我们在很多领域里产能过剩，但同时也存在大量领域供给不足。而这些供给不足的领域基本上都是被现有政策管得太死了，没有放开。

观察者网 ：“三稳”还有一稳是“稳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这实际上也说明，近年来我们国家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您对整体就业形势、尤其是大学生就业有什么观察？很多传统行业都在加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会对就业造成什么影响？在化解就业难题上，您有什么建言？

张军：我们的就业方式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我们理解的就业，是在一个正规部门里，也就是体制内，这种就业比较稳定。随着非国有制经济发展起来后，合同就业也发展起来，很多工作不再是铁饭碗，你有可能被裁员，有可能失去工作，经历这一二十年，大家也都接受了。

现在随着新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灵活就业、零工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甚至今天当一个人在谈就业时，他理解的就业可能是非常短期的，人们逐渐没有了长期就业的观念，我今天还做着这个工作，明天可能就放弃了，就待在家里。

就业本身是在一个内生的过程中才有了这种变化，因为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多就业方式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统计就业和失业的口径，其实也要有较大调整。

针对当前年轻人的失业问题，要做非常详细的分析，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我个人认为，很多年轻人现在出现的就业变化，如果用过去传统的就业口径或失业口径去统计，并不能真正反映真实的变化。很多年轻人现在并不急于就业，大学毕业以后可能一两年内不就业，可能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类似的状况越来越多。

我曾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有过一个对话，当时谈到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斯蒂格利茨反复强调现在因为就业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所以失业这个词在今天的重要性已经大幅下降。过去理解的失业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但今天失业跟就业之间的界限有时比较模糊。他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全球现象。

所以我认为，虽然创造就业在短期内肯定还是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毕竟经济仍处在“L型”阶段；但同时也要看清趋势，就业方式在发生很大变化，每个年轻人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灵活性，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市场活力其实也是这样，你给予市场更少的管制，市场活力越强，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就业观念、方式在变化，所以传统意义上比较固定的就业、体制内的就业占比会越来越少，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将来就是即时就业，而不是一个更长的就业周期。